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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劉擎: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下):國際變局與歐洲趨勢

      發布日期: 2021-04-03   作者:   瀏覽次數: 10

      論文題目: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下):國際變局與歐洲趨勢

      作者劉擎,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政治學系教授

      本文原載《上海書評》。

       

      難以修復的舊秩序

       

      在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變化莫測,困擾著世界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原有的國際秩序受到嚴重的沖擊,也處在一個異常狀態。美國大選的結局帶給許多人些許的安慰——至少驚魂不定的日子終于過去了,似乎可以期待一個回歸常態的世界。

      但片刻的慰藉很快被新生的憂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態秩序遠不是一個令人向往的世界。至少從十多年前開始,所謂“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處于頹勢,遭受的懷疑與批評之聲也連綿不絕。著名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稱之為“神話”,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視其為“大幻覺”,還有戲稱其“既不自由,也非國際,而且無序”的譏諷之辭也廣為流傳。

      當然,持續討論一個持續衰敗的事物,這本身意味著它衰而未死。作為既有范式的自由國際秩序之所以尚未徹底消失,并不在于其殘存力量仍然強大,而是因為各種替代性的新選項更加令人懷疑或模糊不清。

      2020年似乎到了范式轉換的時刻。在經歷了新冠疫情的沖擊與美國政治的危機之后,自由國際秩序的大廈已經搖搖欲墜。世界格局面臨兩種可能的選項:修復既有的秩序,或者創造一種新的秩序。無論作何選擇,其前景都取決于主導國家的意愿與能力。

      由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還有可能修復嗎?新任總統拜登表達了明確的意愿。

      早在2017118日(特朗普即將就任的前夕),拜登曾在“達沃斯論壇”上呼吁:“顯然,近年來支持這一體系的共識正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我們必須采取緊急行動來捍衛自由國際秩序。”

      2020年競選期間,拜登在《外交事務》3/4月號發表文章,題為“為什么美國必須重新引領”。文章批評特朗普“災難性的外交政策”對國際秩序造成的破壞,尤其是對盟友和伙伴關系的損害,以及對民主價值的背棄。拜登構想的國際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回歸到奧巴馬時代的基本方針,但更強調外交決策必須有利于國內政治與經濟的復興,也更注重加固民主國家的國際同盟,并顯示出對美國主要競爭對手更為明確的強硬立場。

      202124日,拜登在國務院發表上任以來首次外交政策的講話,其基本精神與前文一致,主張加強與全球盟友和伙伴的關系,并堅持美國的價值理念。他宣告“美國回來了”,實際上表達了對未來世界的愿景:美國將重返其主導地位,致力于修復已經衰敗的自由國際秩序。新政府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的團隊主要由民主黨的建制派構成,顯示了對這一愿景的肯認。

      拜登是一位擅長國際事務的老練政治家,曾擔任兩屆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在長達八年的副總統生涯中,他深度介入了奧巴馬的外交構想與實踐。然而,老練穩健的另一面可能是陳腐守舊。他雖然意識到新形勢下的挑戰,但選擇的應對方案卻難以擺脫原有范式的局限。

      真正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美國還有可能重建自由國際秩序嗎?

      閱讀過去一年發表的幾十篇相關評論后會發現,只有極少數論者對此抱有相對積極的態度,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務》20207/8月號發表文章,主張重建“下一個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論證主要訴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國處在復雜而深度的相互依賴之中,“現代性問題”造成的全球危機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決方案,自由國際秩序雖有缺陷,但很難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選項。他建議從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的遺產中獲得啟示,重塑一個以美國為核心、以自由民主國家聯盟為基礎的多邊主義的自由秩序。

      然而,對必要性理由的論述無法支持可行性論證。伊肯伯里的文章很少觸及當今背景下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能力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專家學者和評論家對自由國際秩序的修復提出了悲觀或懷疑的判斷,其中包括韋瑟(Stephen Wertheim)、麥克塔格(Tom Mctague)、弗蘭克爾(Jeffrey Frankel),科什納(Jonathan Kirshner)、哈斯(Richard Haass)、萊恩(Christopher Layne),古德吉爾(James Goldgeier)和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以及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和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等人的文章與對話錄(分別刊于《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Project Syndicate、《外交事務》和《外交政策》)。

      綜合他們的分析論述可以發現,重建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至少會遇到三方面的阻力。

      首先,遠在特朗普執政之前,已經出現了扎卡里亞所說的“其余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趨勢,表明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對權重已經顯著下降。這種衰落將減弱美國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預區域事務的能力。另外,雖然美國一直從其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獲益,但普通民眾對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們反而對于為阿富汗與伊拉克這兩場持久戰爭付出的代價更加敏感。大多數美國民眾反對在國際事務上“浪費資源”,贊成“美國優先”的轉向。在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下,拜登“讓美國重新引領世界”的雄心,將面對國內民眾及議會代表的反彈阻力。

      其次,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是歐美之間的“跨大西洋聯盟”。但美國與歐洲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過去四年,特朗普惡化了與歐洲盟友的關系。許多歐洲國家已經體驗到,甚至適應了“失去美國保護”的局勢。同時,美國兩黨的政治極化不斷加深,弱化了其外交政策的持續穩定。為了規避美國政局動蕩的風險,歐洲也需要降低對美國的依賴。相應地,歐洲追求自主性的訴求日漸高漲,馬克龍宣揚“歐洲主權”的理念,試圖通過歐盟來復興法國的影響力。德國也有意愿尋求歐洲的自主性,主要因為德國公眾態度的轉變,以及對進入中國市場的需求。因此,拜登期望與歐洲盟友“重修舊好”從而鞏固“跨大西洋聯盟”的計劃,將會是非常艱巨的任務。

      最后,重建自由國際秩序也會面臨來自中國的挑戰。拜登的對華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但同時表示“只要符合美國利益,愿意與中國展開合作”。在2021219日“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在線會議上,拜登呼吁盟友聯合一致,做好“與中國長期戰略競爭”的準備。33日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宮發表長達二十八分鐘的演講,向美國人民介紹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將處理與中國的關系列入八項優先任務之一。布林肯強調,美國面臨著若干國家的挑戰,但來自中國的挑戰與眾不同,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因為“中國是唯一——以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的力量——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嚴峻挑戰的國家”。他指出,美國與中國關系將會是三種類型并存:“競爭如果應該,合作如果可能,對抗如果必要”,而這三者的共同基礎是“需要從強勢地位與中國打交道”。為此,布林肯重申了與盟國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權重是中國更難以忽視的”。

      拜登任命的國家安全與亞洲事務的官員背景,以及他們的公開言論,都顯示新政府傾向于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但與此同時,絕大多數國際問題專家都強調必須防止中美沖突升級,避免走向“新冷戰”或熱戰。《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評論指出,與冷戰時代美國的對手不同,中國已經達到了相當水平的財富、活力和技術進步(盡管與美國還有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國具有蘇聯從未擁有的一種“武器”:能夠在經濟沖突中(借用形容核戰爭的術語MAD)“確保相互經濟毀滅”(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在此局勢下,一部分國家希望能同時與中美兩國保持良好關系,它們很難全心投入一個由美國主導但卻排斥或對抗中國的國際秩序。

      從哈斯對“后美國世界”的描述,到古德吉爾闡述的“美國并不具有領導世界的天然資格”,都試圖論證美國難以恢復在二十世紀后半葉主導國際事務的能力。拜登聲稱“美國回來了”,但世界已經改變。未來的發展甚至有可能走向兩次大戰之間的格局。

       

      現實主義的戰略轉向

       

      美國外交戰略具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雙重性,在實踐中也有此消彼長的歷史記錄。2020年國際政治論述中出現一種明顯動向,就是預判美國會再次轉向現實主義,體現為全球的戰略收縮(retrenchment)。實際上,美國的戰略收縮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已經開始,特朗普只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趨勢。

      蘭德公司在20211月發表其“國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一份報告,題為“實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副標題為“美國區域安全政策轉向運用一種現實主義的克制大戰略”。這份長達一百八十二頁的報告全面介紹和評估了“克制大戰略”的主張,這是與“主流外交政策界”不同的另類選項。

      需要注意的是,這份報告本身并不是推舉克制戰略的政策建議,而是試圖解釋,如果選擇這種戰略,美國在關鍵區域的安全政策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因此是“為了幫助美國政策制定者和公眾理解這一選項”。

      報告的作者將克制大戰略的倡導者視為一個學派,他們以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為指南來構想美國外交的大戰略。與當前主流的大戰略相比,他們對美國利益的界定更為狹窄,對美國面臨威脅的評估也更低。報告援用一個理論模式顯示,在“總體支配”與“孤立主義”兩極之間的連續譜中,存在多種可能的大戰略選項。

      美國在冷戰后的外交政策采用了靠近“總體支配”一級的“霸權大戰略”(Hegemonic grand strategies),這需要更高程度的軍事介入。但如果美國在國內外各種制約下無法延續這種戰略,就需要向“孤立主義”一端移動,轉變為“克制大戰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ies),相應地將減少或保持最低限度的軍事介入。

      報告總結了克制戰略的一些主要觀點。克制派認為,主流外交政策界夸大了一些國家對美國的威脅。他們主張,應當更多依靠外交手段來解決利益沖突,對使用武力的門檻要求更高,鼓勵其他國家發揮領導作用,并保留美國的軍事實力用于捍衛自身的重大利益等。克制戰略的一些倡導者尋求與俄羅斯和伊朗展開更多的合作,但對于美國的亞太戰略存在分歧。他們發現在東亞、歐洲或波斯灣地區一個強大國家的崛起將危及美國的重大利益,但對于如何確認這種威脅正在出現尚未提出指南。由于中國顯著的軍事能力,他們呼吁美國在東亞要比在其他地區發揮更大的軍事作用。

      總之,在現實主義的克制大戰略下,“美國將對其他大國采取更具合作性的方式,減少其軍事規模和前沿軍事存在,結束或重新談判美國的一些安全承諾”。

      報告指出,克制大戰略常常被誤解為孤立主義,但兩者存在明顯的區別。克制戰略認為,美國應該減少在許多地區的介入,但并不主張在任何情況下都停止介入關鍵地區的安全事務,這不同于孤立主義更極端的戰略收縮。報告的作者建議,需要進一步鑒定克制大戰略的核心主張,以驗證和完善其政策處方,并對其風險和代價做出評估。

      蘭德公司的這份報告如此認真對待克制大戰略,表明美國的外交戰略界開始重視“范式轉換”的可能,如果拜登無法實現修復國際秩序的構想,可以轉向新的備選方案,實施更為現實主義的戰略收縮。

      如果美國完全放棄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角色,自由國際秩序終將崩潰嗎?這對美國又意味著什么呢?《外交事務》雜志將最近四年發表的相關文章匯編成專輯《特朗普的世界》,收錄專輯的最后一篇文章題為《無賴超級大國:為什么這可能是一個非自由主義的美國世紀》,作者是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的副教授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同時兼任智庫的研究工作,還有長達五年學習中文的履歷(其中兩年在中國留學)。這篇文章視角獨特,觀點新穎,相當值得關注。

      貝克利認為,讓美國重新引領世界、修復自由國際秩序的規劃是一廂情愿的幻想。但文章沒有沿襲“美國衰落論”的老調,而是指出了美國保持強大的另一種前景。

      作者否定了主流觀點的默認前提——國家強大必定領導世界,其實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關聯(正如班級中“學霸”未必要當班長)。他的核心主張是,美國完全可以放棄領導世界的責任,同時仍然保持頭號大國的地位。正如文章標題所示,這樣的美國不再是國際秩序的主導者,而是轉變為一個“無賴超級大國”(Rogue Superpower);這個世紀也不再是一個自由秩序的世紀,卻仍然是“美國的世紀”,一個“非自由主義的美國世紀”(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

      貝克利提出了三個主要論證:首先,這種前景是對美國傳統的回歸;其次,美國有能力在未來實現;最后,在后冷戰時代,這是最具現實可行性的戰略。

      首先,“美國優先”取向的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不會由于特朗普離任而消失,因為“特朗普的方式并沒有脫離常軌,而是潛入了一種貫穿于美國政治文化的潮流”——美國在其大部分歷史時期中是一個“超然的大國”。

      作者分析指出,美國能夠超然獨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因為它與其他強國不同,美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到1880年代之后,“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最大的消費市場以及領先的制造商和能源生產者,有浩瀚的自然資源,但沒有重大威脅”。由于其國內的天然優勢,美國幾乎沒有興趣在海外結盟。直到1945年之前,美國主要以金錢與物質安全來界定自身的利益,在積極追求這種狹隘利益的時候,幾乎不在乎對其余世界的影響。那時的美國既不與任何國家結盟(只在獨立戰爭時期與法國有過結盟),也不介入國際組織與體制,而且是世界上關稅最高的國家之一。雖然美國擁護自由主義的價值,但只是選擇性地在國內外運用。

      冷戰改變了美國的超然傳統。由于需要強大的伙伴支持來遏制來自蘇聯陣營的威脅,美國鑄造了一個聯盟,為幾十個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對美國市場的便捷準入。但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承擔全球領導者的必要性逐漸消失,而其弊端卻日益顯著。雖然有許多政治精英仍然熱衷于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但遭到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抵制。

      其次,美國有能力重返傳統的超然大國的位置。貝克利的這一判斷依據兩個重要的長程變量:人口結構與技術能力。

      世界人口老齡化的總體趨勢非常顯著,但對各國造成的沖擊并不相同。作者著眼于從二十到四十九歲年齡段的“年輕人口”變化,因為他們是最重要的勞動力和消費人群。文章引用數據指出,在未來五十年,世界前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當中,只有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三個國家的年輕人口會持續增長。相比之下,中國的年輕人口將會減少二點二五億,占目前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之多(日本將縮減百分之四十二,俄羅斯百分之二十三,德國百分之十七)。印度的年輕人口會增長到2040年,然后會迅速下降。相比之下,美國年輕人口將會增長百分之十,具有明顯的優勢。

      在未來五十年,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需要為養老金和老年醫療投入更高比例的GDP(俄國將增加近百分之五十,中國將增加近三倍),這會影響它們軍事開支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擴大它們與美國之間的軍力差距。美國因此也更少依賴同盟來確保安全。

      與人口結構指標類似,美國的技術能力指標也處在領先地位。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公司和專家的數量是中國(位居第二)的近五倍,其軟件與硬件的世界市場份額也是中國的數倍。美國可以利用先進的自動化優勢,在國內建立垂直一體化的工廠(vertically integrated factories),以此取代龐雜的全球供應鏈。人工智能也將促進許多外包的服務業回流美國。這或許不能增加多少國內的就業機會,但會大大降低美國對海外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依賴。

      基于對人口與技術指標的分析,貝克利認為,美國將重新獲得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優勢。目前美國的市場規模已經等于其后五個國家的總和,對外貿和投資的依賴程度幾乎低于其他任何國家。到2040年,美國將成為全球“唯一擁有持續增長的龐大市場和財政能力的國家,得以支撐其全球性的軍事存在。同時,新技術將減少美國對外國勞動力與資源的依賴,并為美軍裝備新的工具,以遏制其大國對手的領土擴張”,這些優勢將使美國保持其“具有世界支配地位的經濟和軍事的權勢”。

      最后,在大部分西方國家經濟衰落的趨勢中,在民族主義普遍蔓延的背景下,由美國主導來修復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將會在國內外遇到重重障礙,而且對增進美國利益而言收效甚微。因此,美國更可能的選擇,既不是孤立主義,也不是國際主義,而是像一個“無賴超級大國”:“可以保有盟友,但要讓它們為受到的保護付出更多;可以簽署貿易協議,但只與那些接受美國規制標準的國家簽署;也可以參與國際組織,但只要它們的行動有悖于美國利益就威脅退出;也可以促進民主和人權,但主要用來動搖地緣政治對手的穩定。”

      貝克利認為,這樣一種更為民族主義取向的對外方針,與主導全球的自由秩序相比顯得“吝嗇而乏味”,但更為現實可行,而且最終也更有效地讓自由世界聯合起來。

      這篇文章實際上為特朗普的國際戰略提出了正當化的理論闡釋,其分析和判斷或許輕率和片面,但不可忽視作者勾勒的一種可能前景:如果自由國際秩序最終崩潰,美國反倒得以抽身而出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憑借人口與技術的相對優勢,在自給自足的內循環中,做一個擺脫國際責任的“無賴超級大國”。

      實際上,美國虛偽面具下的無賴行徑早已在無數國際正義之聲的批判下暴露無遺。但是,如果它終于決定丟棄所有虛偽的面具,成為一個赤裸裸的無賴,這個世界的未來會完全被霍布斯的“叢林法則”所支配嗎?這種可能的前景值得關注與警覺。

       

      歐洲的關鍵時刻

       

      新冠疫情對歐洲經濟造成了重創。2020年歐盟接待國際旅客的人數下降了百分之七十,歐元區經濟縮減近百分之八,財政赤字從前一年的百分之零點六飆升到了百分之八點五。公共債務的比例也從百分之八十六攀升到百分之一百零三。而疫情的影響至今還沒有結束,經濟復蘇至少需要兩年,才可能恢復到疫情暴發前的水平。

      歐洲領導人將疫情的沖擊視為“二戰以來對歐洲最嚴重的挑戰”,認為歐洲進入了關鍵時刻。但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近十多年來歐盟多次陷入危機時刻:從歐元債務危機、難民危機到英國脫歐危機。而每當危機爆發,就會看到“歐盟解體”的疑云遍布,成為生死存亡的時刻。

      早在20204月初,哈斯(Richard Haass)就發出悲觀的預告。他在《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在疫情的威脅下,每個歐洲國家都只關注本國邊境的管控,幾乎都是獨自應對疫情及其經濟影響。例如,德國一度禁止醫療援助物資和設備的出口,而當時鄰國意大利的死亡人數正令人恐怖地激增。他認為這種“各自為政”的現象顯示,“歐盟的規劃已經失去了動力”。其實,“遠在這場危機之前,人們就對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喪失了熱情(英國脫歐就是明顯的例證)”。

      但哈斯的預言過于悲觀了。正如英國脫歐并沒有引發“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歐盟沒有繼續放任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而是提出了雖不夠及時卻相當有力的回應措施。527日,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份經濟復蘇提案,名為“歐洲的關鍵時刻:修復以及為下一代的準備”。721日,歐盟特別峰會達成“歷史性協議”,為大規模經濟復興制定了總額為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三億歐元的一系列財政計劃,其中包含一萬零七百四十三億歐元的七年長期財政框架預算,以及七千五百億歐元的復蘇基金(名為“歐盟下一代”計劃),用于疫情后的經濟紓困與重建。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歐盟首次以共同債務的方式借款,以聯盟赤字來應對經濟沖擊。有評論家認為,這項協議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具有里程碑意義。

      實際上,這項復蘇計劃來之不易,也經過了曲折的談判協商。設立復蘇基金的動議,最初由馬克龍在3月提出(Corona-Fonds),但當時沒有獲得其他國家的響應,輿論界也對此持懷疑的態度。出乎意料的是,在經過多次磋商后,德國表達了明確的支持。默克爾表示,陷入危機的歐洲經濟需要救助,德國也需要一個強大的歐洲經濟來維護自己的持續繁榮。基于這種互惠的理由,她決定支持歐盟成員國共同舉債,避免疫情導致經濟崩潰。518日德法兩國聯合提議建立五千億歐元的紓困復蘇基金,歐盟委員會最終追加了百分之五十的額度,扭轉了歐洲普遍的低落情緒,媒體也予以熱烈的反響。許多評論都援用德國財政部官員的比喻——稱之為歐洲的“漢密爾頓時刻”,意味著歐盟在走向“財政聯盟”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默克爾的立場轉變也備受關注。這位沉穩老練的政治家,在面對國內政治派系與民意的壓力下,對歐盟事務時而表現出謹慎猶豫的態度,這與馬克龍熱烈而堅定的歐洲主義立場形成明顯的反差。但默克爾面對這次危機時刻的選擇,顯示出她是值得信任與尊敬的歐洲領導人。有評論說,她雖然不像馬克龍那樣喜歡談論宏大的歐洲愿景,但從未放棄對歐盟事業的支持,她只是需要找到一個最佳的契機,來實現德國與歐盟共同一致的利益。默克爾將在20219月卸任,這可能是她留給歐洲事業最后的政治遺產。

      哲學家哈貝馬斯也被默克爾的轉變所觸動。202010月,在兩德統一三十周年前夕,九十一歲的哈貝馬斯發表長達五十頁的文章,題為“三十年之后,德國的第二次機會”,副標題是“默克爾的歐洲政策變化與德國統一進程”。哈貝馬斯一直是歐盟事業堅定的捍衛者和理論家,他對馬克龍的歐洲主義理想大加贊賞,也抱有很高的期望。相比之下,對于默克爾相對保守的立場,他心存疑慮,還曾批評過默克爾在歐元債務危機時期主導的“緊縮政策”。這次默克爾在歐洲政策上的變化讓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哈貝馬斯的視野中,三十年前東西兩德的統一與歐洲一體化的事業是高度一致的,都要求德國人為歐洲的共同事業放棄狹隘的利己主義。他相信,歐盟需要實質性的深度一體化,才能確立歐洲的主權自治,才能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同時也才能解決歷史遺留的所謂“德國問題”:歐洲鄰國擔憂,德國可能將歐洲變成一個“德國的歐洲”。哈貝馬斯認為,只有在歐盟深度一體化的框架中,才能抵制德國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讓“德國的歐洲”的野心,轉變為“歐洲的德國”的理想。而默克爾的變化正是推動這種轉變的努力,在哈貝馬斯看來,這是兩德統一三十年之后“德國的第二次機會”。

      這項復蘇基金方案需獲得二十七個歐盟成員國一致同意,最后提交歐洲議會批準后才正式生效,其中涉及的爭論與談判過程一波三折。起初,方案遭到“節儉四國”(奧地利、荷蘭、瑞典和丹麥)的反對,對基金的規模、來源和使用方式等問題提出質疑。隨后又遭到匈牙利和波蘭領導人的抵制,他們拒絕方案中附加的“法治條款”(要求成員國政府以“遵守法治”為前提條件才能使用這項基金)。由于這兩個國家曾有涉嫌違背歐盟法治標準的行為,引起過不少爭議和司法糾紛,但在它們的領導人看來,這項法治條款限制具有特定的針對性,威脅了成員國的主權原則。

      在幾個月的談判過程中,默克爾發揮了重要作用(她當時擔任歐洲理事會的輪值主席),最終在成員國之間達成了折中方案。2021210日,歐洲議會批準了六千七百二十五億歐元的基金方案RRF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這是七千五百億歐元復蘇計劃的主體部分。

      無論是復蘇計劃的啟動,還是其艱難的談判過程,都反映出歐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難題,包括南北歐洲國家之間的差異,歐盟新老成員國之間的矛盾,在缺乏真正財政聯盟的條件下,歐洲共同市場與貨幣同盟難以協調治理的困境,歐盟治理與各成員國主權之間的緊張,以及在文化上歐洲主義者與“疑歐派”之間的沖突。這次歐盟的復蘇計劃突破了歐元債務危機時期的政策限制,首次實現了成員國之間的債務共擔與轉移支付,但這未必是邁向財政同盟的制度化進展,也可能只是應對經濟瀕臨崩潰的一項臨時性舉措。

      20206月初,《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家沃爾夫(Martin Wolf)發表評論指出,這項復蘇方案展示了德法兩國領導人“決心用盡一切努力來維護歐盟”,對歐盟更長遠的未來具有變革性的意義。但這項措施并不是致力于讓成員國“信奉財政義務的議程”,而且因為“歐盟缺乏一個聯邦政府的程序,預算方案必須經由全體同意才能致通過”,因此這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漢密爾頓時刻”。但沃爾夫認為,這項方案展現了歐盟的團結,也創造了一種由歐盟稅收來資助的獨特經濟手段,“在象征意義上邁出了進展的一大步”。

      被譽為“歐洲一體化之父”的莫內(Jean Monnet)有一句名言,“危機是最偉大的聯合者”。每當歐盟的事業出現危機,都是對所謂“莫內方法”的一次考驗。在這次危機中莫內方法仍然有效:團結與共識最終壓倒了疏離與分歧,歐洲一體化似乎又迎來云開霧散的景象,直到下一次危機的來臨。

      英國在2020131日啟動脫歐程序,經過十一個月的“過渡期”之后,在1231日正式脫離歐盟。距離英國“脫歐公投”(2016623日)已有四年半之久,對于脫歐的是非與得失仍然存在著爭論。

      《德國之聲》1225日發表評論說,約翰遜(Boris Johnson)首相執迷于陳舊過時的國家主權觀念。在當今世界,每一個參與國際組織與協議的國家都會受到約束,從而讓渡一小部分主權,但同時也在合作中受益,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就失去了獨立和主權。因此,對于英國終于能“拋開歐盟的枷鎖”再次獲得獨立的期待是誤導性的謬論。英國并沒有在全球貿易談判獲得任何優勢,對于中國和美國(這兩個歐盟之外的最大貿易伙伴)甚至還沒有協議的蹤影,英國確實與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協議,但幾乎照抄了歐盟與這兩個國家已經商定的協議。文章的結論是,脫歐是一場騙局,英國如果留在歐盟其實會更好。

      那么,英國脫歐只是偶然的事件還是有其必然性?政治經濟學家、英國上議院議員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認為,英國脫歐反映出歐盟本身的結構性矛盾,并非偶然事件。2021118日,他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指出,人們很容易將脫歐看作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戰術性誤判”造成的結果,但事后回顧來看,英國離開歐盟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

      破裂肇始于1992年,英國堅持保留英鎊,拒絕加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建立的“經濟與貨幣聯盟”(EMU)。而在歐元區危機之后,歐盟嘗試性開展聯邦主義式的國家建構(包括邁向財政聯盟、銀行聯盟以及擴展歐洲央行的功能),以增強歐盟委員會、歐洲理事會和歐洲央行的監督權和監控權。就此而言,脫歐派正確地預見了“歐盟經濟結構中的聯邦主義邏輯”,他們對此持有異議。

      但問題在于,聯邦主義真是歐洲的宿命嗎?許多聯邦主義者相信,“如果歐盟的二十七個成員不能徹底推進達到政治聯盟,歐洲就將完全退化為民族國家的簡單疊加”。但斯基德爾斯基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論選擇是錯誤的。實際上,歐洲有多種可能的前景。比如,德國前財長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曾提出一種“可變幾何”(variable geometry)的歐洲:歐盟的核心成員國走向充分聯邦化,而地中海國家可選擇更具彈性的安排。另外,政治學家帕布斯特(Adrian Pabst)提出過一種“現代化版本的封建制”:一種基于社會關系的現實而非法律契約的歐洲,由“混合體制、重疊司法轄區、多重成員身份、多中心權威以及多層級治理”組成的歐洲。這是一種公民社會的前景,它能夠承擔所有必要的經濟管理任務,而無需那種聯邦主義者相信必不可少的中央控制。

      作者相信,“假如歐洲沿著這些路線演化,英國可能不會那么疏遠歐盟,因為歐盟本身就會不同”。但這些具有吸引力的模式沒有成為現實,可能有多種原因,其中重要的顧慮是“封建制”不利于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在歷史上,首先實現了經濟起飛的是西北歐出現的統一民族國家。而今天的民主國家需要成功地結合地方主義和集中化的控制,后者是經濟增長與平等的基礎。“也許歐洲能夠實現這種結合,但英國脫歐表明,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條路。”

      關于“歐洲的未來”,德國《時代》(Die Zeit)周報20203月發表作家拉杜納(Ulrich Ladurner)的訪談,他強調“歐盟是一個在建工程的經典范例,一個結局開放的過程”,可能正走在通向聯邦國家的路途中,但這條道路漫長而艱辛,并且無法確定是否能抵達這個最終目標。

      德國人愿意超越民族國家,致力于歐洲的事業,因為他們從歷史中汲取了教訓,不過也可以說,這是由于歐盟“給了德國人一次擺脫自己歷史的機會”。但其他國家并不熱衷于“超越民族國家的方案”,許多歐洲人曾以自己民族的名義來抵抗納粹,他們對歐洲的愿景常常與德國人不同。在另一方面,歐盟正逐漸獲得能力在世界舞臺上代表歐洲的利益。“如果歐洲想要保持自由,就必須擁有主權。”但獲得這一主權的方式是日復一日、緩慢積累的進步過程。“那些沒有耐心的人應當明白,歐洲是這樣一種理念,民族國家之間能夠為了相互受益而合作,有時更為密切,有時則不然。這聽起來平淡無奇,但到目前為止這是既有的最好理念。”

       

       

      馬克龍的反擊

       

      英國脫歐之后,法國成為歐盟唯一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且隨著默克爾的任期即將結束,馬克龍已被視為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政治領導人。他本人對此有明確的自覺意識。20201116日《歐洲大陸》(Le Grand Continent)雜志刊登對馬克龍的長篇訪談,同時以六種語言發表,題為《馬克龍綱領》(The Macron Doctrine)。

      透過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恐怖主義襲擊事件,馬克龍看到當代世界的結構性危機。他批評幾十年來“金融化的資本主義”的弊端,造成對氣候與自然環境的破壞,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問題。他因此提倡以新的“巴黎共識”取代陳舊的“華盛頓共識”。從反思新數字技術對公共文化的影響,到探討地緣政治變化對國際秩序的挑戰,馬克龍再次強調歐洲主權與戰略自主的重要性,主張需要“一個強大和政治化的歐洲”來防止美中兩國形成雙壟斷的格局,避免回到區域大國的敵對狀態。他試圖建立一個國際事務的新框架,一方面“重新回到實用的國際合作道路”,以防止戰爭并應對當前的挑戰,一方面在世界舞臺上增強“歐洲自己的聲音、力量和原則”。

      同時,馬克龍關切歐洲價值的普遍性所面臨的威脅。俄羅斯等威權國家助長了價值相對主義,而宗教激進勢力形成了特殊主義的意識形態,對共和國的政治原則造成沖擊。他堅持法國尊重宗教自由,“所有公民都能夠如其所愿實踐他們的信仰”,但強調共和國賦予公民的權利必須得到完全的尊重,“因為我們首先是公民”。馬克龍期望在整個歐洲展開辯論、對話和反思,來澄清這些復雜的重大問題,確立其中的共同利益與力量。最后,他相信“存在一個有待被創造的世界,我們已經在創造,但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展現它”。

      在這篇長達二十九頁的訪談中,這位四十三歲的法國總統顯露了他的視野與抱負,表達對重大議題的思考與立場。馬克龍的年輕氣盛以及哲學氣質容易給人留下“魅力型政治家”的印象,但也會讓人懷疑他在高談闊論之外的務實能力。然而,在過去幾個月的一項立法動議中,馬克龍顯示出一種堅定(或專斷)的執政能力,有人欽佩也有人質疑。

      法國國民議會于2021216日表決通過了“支持尊重共和國原則”法案,隨后將提交由保守派主導的參議院審查,幾乎會沒有懸念地通過。這項法案不僅是對四個多月前“黑色十月”恐怖襲擊的回應,而且是一個標志性的政治抉擇:重申共和主義作為法國公共生活的至上原則,更為嚴格地限制宗教信仰與實踐對政治領域的影響。

      這項法案包括五十一個條款,其核心是維護政教分離的共和傳統,強化“宗教中立性”的原則。據《外交政策》發表的文章介紹,法案不僅禁止公務人員,而且還禁止公共服務的所有私營合同者“分享他們的政治見解或者佩戴其宗教的表征物”,允許法國政府部門為阻止傳教者散布仇恨而暫時關閉禮拜場所,要求接受外國資金的宗教性社團必須提供嚴格的審計,獲得公共資助的社團必須顯示它們遵循“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尊重人的尊嚴的原則”,對學齡兒童“在家上學”的申請予以更嚴格的限制。同時,法案明確將以罰款與入獄來處罰某些特定行為,包括懷有傷害意圖在網上傳播公共部門雇員的個人信息,以及對未婚者提供所謂“貞操檢查”的醫學認證。

      這項法案的文本沒有提及任何特定的宗教,但其緣起的背景暗示著指向“伊斯蘭主義”(Islamism)的針對性。伊斯蘭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在概念上嚴格區別于伊斯蘭教(Islam),但在實踐中總有人試圖將兩者關聯起來。法國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西歐國家(大約有五百多萬),伊斯蘭教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法國數十年來致力于與穆斯林的文化融合與政治同化,但日常可見的文化沖突與時而發生的暴力事件顯示,法國仍然面臨著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如何在尊重文化差異和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時,堅守遵循作為立國之本的普遍共和原則?

      這個難題在2020年再次凸顯。10月中旬,中學教師帕蒂(Samuel Paty)為了講解法國言論自由的特點,在課堂上展示了《查理周刊》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他后來在巴黎郊外被極端分子斬首殺害。1029日,南部城市尼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又遭到恐怖襲擊,導致三人死于兇手的刀下。這兩起事件震撼了法國,再度激起了關于如何控制宗教極端化等議題的爭論。

      早在襲擊事件發生之前的102日,馬克龍總統就發表了《與分裂主義斗爭》的講話。在后來的多次講話中,他以更為強硬的態度直接抨擊“伊斯蘭分裂主義”(Islamist separatism),認為這是一場事關共和國價值的“生死存亡的戰斗”。在他的闡釋中,“伊斯蘭分裂主義”是指法國穆斯林社群存在的一種現象:以源自其宗教實踐的律法與習俗來取代國家的民事法,這實質上在法國形成了“兩個平行的社會”,因此稱之為“分裂主義”。

      馬克龍的這一觀點主要受到凱佩爾(Gilles Kepel)的影響,他是阿拉伯裔的法國政治學家,以研究伊斯蘭問題而著稱。據《經濟學人》的文章介紹,凱佩爾認為,部分穆斯林社區形成了一種“飛地”,分裂著西方社會,強化了“伊斯蘭恐懼癥”,也成為全球性“圣戰”組織招募戰員的場所。在20122018年之間,有兩千多名法國公民前往敘利亞參加“圣戰”,有兩百五十多人在法國的恐怖襲擊中喪生。

      馬克龍總統在202010月提出動議,為“反分裂主義”立法。129日法國政府正式提出了法案的初稿,經過多方討論修改,最終形成了“支持尊重共和國原則”法案。在這項法案的動議與討論過程中,馬克龍政府遭到了許多穆斯林國家的民眾抗議與領導人的譴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馬克龍需要接受精神治療”,并呼吁抵制法國產品。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認為馬克龍的言論煽動了“伊斯蘭恐懼癥”,而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宣稱,穆斯林有權“殺死數以百萬計的法國人”來回應他們所遭受的“不尊重”。

      在法國國內,這項法案也受到一些穆斯林群體和左翼議會代表的批評抗議。《經濟學人》12月發表一篇文章,綜合介紹了各種批評意見。許多人擔心,這項法案實際上是在針對伊斯蘭教。有些人懷疑,該法案將太多的權力移交給國家,并且侵犯了“世俗原則”(la?cité)本應保障的宗教實踐權利。也有人批評政府誤將保守的宗教性當作險惡的意圖,而無視法國貧民窟背后的結構性種族主義,認為馬克龍過于重視針對伊斯蘭主義的斗爭,但至今為止忽視了他反擊種族歧視的承諾。還有人指責他不僅反對伊斯蘭主義,而且反對宗教本身。但極右翼政治家勒龐(Marine Le Pen)卻認為,馬克龍動議的這項法案在這場“意識形態戰爭”中過于軟弱無力,無濟于事。

      面對國內外各種質疑與抗議的聲浪,馬克龍以明確而強硬的言辭予以回應和反駁,他改變了以往相對模糊也更有彈性的立場,義無反顧地推動這項立法。

      20201112日,馬克龍打電話給《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史密斯(Ben Smith),指責美國媒體對于恐怖襲擊以及法國的回應發表了帶有偏見和誤解的報道。三天之后,史密斯發表專欄文章,對這次電話交流做出介紹和評論。馬克龍認為,英美媒體“指責法國而不是那些殘忍實施恐怖襲擊的兇犯”。當看到一些文章將“暴力正當化”,并認為問題的核心在于“法國是種族主義的、伊斯蘭恐懼癥的國家”,馬克龍深感震驚;而發表這些文章的記者和報刊來自與法國共享價值觀的國家,來自作為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繼承者的國家,這讓他感到這些媒體“已經喪失了基本原則”。在與史密斯的對話中,馬克龍試圖澄清美國人對“法國模式”的誤解:“美國曾是種族隔離的社會,后來才轉向多元文化主義模式,其實質是不同族裔和宗教的共存。”而法國模式是“普遍主義而非多元文化主義的模式”,始終強調公民不能依據其文化身份作類別區分,膚色與宗教信仰無關緊要,“一個人首先是公民”。

      在這種“理論對話”之外,馬克龍還以他的雄辯和政治影響力迫使一些媒體撤下已發表的不當或不合時宜的言論:包括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批評“馬克龍向伊斯蘭分裂主義宣戰只會進一步分裂法國”;美國Politico雜志歐洲版的文章,題為“危險的法國世俗主義宗教”;以及美聯社的一條推文,試圖解釋“為什么法國在穆斯林世界‘煽動’(incites)憤怒”。在與馬克龍通話的最后,史密斯反問:“這種對美國媒體的抱怨本身是否有點特朗普的風格——通過高調攻擊媒體來推進自己的議程?”馬克龍似乎退縮了,解釋說只是為了澄清誤解。

      在國內,馬克龍于1118日向“法國穆斯林信仰委員會”(CFCM)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十五天內制定一份“共和國價值憲章”,敦促其各組成團體致力于“根除極端主義”,明確承諾伊斯蘭教在法國是非政治性的,且不受外國干涉,否則會“引發后果”。根據BBC的報道,馬克龍甚至點名CFCM下屬的九個聯合會中,有三個對于“共和國價值”持“模棱兩可”的立場,因此有必要結束這一局面。

      CFCM的職能是代表法國穆斯林團體與政府溝通對話。經過艱難的辯論和協商,委員會主席穆罕默德·穆薩維(Mohammed Moussaoui)與兩名副主席共同完成了一份“共和國價值憲章”。穆薩維于2021117日發表聲明宣布,委員會下屬的九個組織已正式接受了該憲章,并成立了“全國伊瑪目委員會”(CNI),負責登記并管理法國全國的伊瑪目。

      《經濟學人》的文章指出,馬克龍“對伊斯蘭主義的強硬立場可能在海外遭到批評,但很可能受到國內的歡迎”。這項法案在法國享有廣泛的支持,來自主流左翼和溫和的右翼,也有穆斯林領導人表達了支持。穆薩維認為,這些措施的總體目標是“讓法國的穆斯林安心”,因為極端分子是“非常邊緣的少數人”。也有些支持者是出于現實主義的考量。法國伊斯蘭基金會(一個尋求“進步伊斯蘭”的世俗組織)負責人本謝赫(Ghaleb Bencheikh)博士在電話采訪中表示,這項方案對于反對宗教極端主義是“不公卻必要的”(unjust but necessary)。

      在過去四個多月中,法國學者與知識分子的相關討論也非常活躍。在帕蒂被害后的1024日,有一篇四十九人聯署的文章發布于《星期日報》(Le Journal du Dimanche)的論壇,要求政府翻過“與激進伊斯蘭妥協”的歲月,恢復“完全徹底的世俗主義”。文章的聯署人包括著名哲學家巴丹戴爾(Elisabeth Badinter)和郭舍(Marcel Gauchet),作家佛瑞斯特(Caroline Fourest)和《查理周刊》的律師瑪爾卡(Richard Malka),以及“共和之春”運動的活動家。

      文章譴責殺害帕蒂的兇手是“在激進伊斯蘭宗教處決的律法儀式中,以最野蠻和最具表現力的方式”實施暴行,旨在“破壞法蘭西共和國的民主基礎”。聯署作者表示,“今天要在1905年法律的基礎上重建整個政教分離的大廈”。文章還抨擊一些“遠離這場深刻的大眾民主運動”的人,他們“三十年來試圖說服法國人相信,他們對一切都有罪,如果他們死于子彈和刀刃,那是他們的錯,而不是刺客的錯”,指責“這些人已經放棄了對世俗主義的捍衛,甚至不斷與其對手站在一邊”。文章最后表示,帕蒂的“死亡是一次電擊,賦予法國人力量,不再接受那些不可接受之事”。

      一周之后,《世界報》發表了一百多位著名學者聯署的公開信,宣稱“關于伊斯蘭主義,對我們最大的威脅是頑固的否認”。公開信堅決支持教育部長布朗蓋(Jean-Michel Blanquer)不久前引發爭議的言論,他聲稱“高等教育中存在非常強大的伊斯蘭-左派(Islamo-leftist)思潮,帶著有害的思想影響”,是一種導致最壞結果的意識形態,并表示“這些理念常常來自別處,來自身份政治”。公開信的作者將宗教極端主義的思想部分地歸咎于從美國引進的學術理論,特別是本土主義、種族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理論。批判這類意識形態激發了“反白人的種族主義以及對法國的仇恨”,這些“反西方教條”與“政治正確”對大學構成了嚴重威脅,言論自由的尺度急劇縮小。聯署人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檢測伊斯蘭主義的趨勢,以明確的立場反對他們背后的意識形態,并鼓勵我們的大學投入捍衛世俗主義和我們共和國的斗爭”。

      如此看來,法國似乎正在興起一場肅清美國“思想污染”的運動。《紐約時報》記者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追問“美國的思想正在撕裂法國嗎?”他以此為題在202129日發表文章指出,法國的“政治家和著名的知識分子認為,來自美國的關于種族、性別和后殖民主義的社會理論,對法國身份和法蘭西共和國構成了威脅”。這種威脅是生死攸關的,它助長分裂主義,侵蝕民族團結,縱容伊斯蘭主義,攻擊法國的思想與文化傳統。然而作者的調查分析顯示,這并不是一場兩國之間的理念沖突,法國與美國各自的學術思想界內部都長期存在著類似的分歧與爭論(特別是對于身份政治、種族主義、“政治正確”、警醒文化與封殺文化[cancel culture]等議題)。只是在當前的輿論形勢下,法國更為左翼的進步主義思潮處于相對弱勢。

      美國保守派評論家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在202135日的《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題為“這是法國智識生活的終結嗎”。作者追憶了法國“最具聲譽”的知識分子評論刊物《論辯》(Le Débat),去年夏季它在創刊四十周年的紀念日宣告停刊。這份刊物的主要作者與編輯包括政治哲學家郭舍(刊物主編),哲學家芬基爾克勞(Alain Finkielkraut)、馬南(Pierre Manent)和小說家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等人。這些中間派或偏左翼的著名學者與作家,在最近十多年已被年輕一代貼上了“保守派”甚至“反動派”的標簽。考德威爾由此感嘆,法國的“論辯文化受到了從美國引進的更意識形態化、更注重身份認同的模式影響”。在他看來,法國最近的“右轉”只是對長期左傾化的一次反彈。

      反諷的是,人們通常感知中“更為左傾”的法國現在似乎站到了美國的“右邊”。曾幾何時,在福柯和德里達的時代,是美國從法國引進“先進思想”。但今非昔比,美國思想已經足夠進步,再也無需關注法國的思潮。作者注意到,美國沒有任何主要報刊提及《論辯》停刊的消息。他最后寫道:“美國人仍然可能從法國學到一些經驗教訓,只要我們帶著正確的問題來對待它。一個起步的好問題可能是:近幾十年來的美國學術界,連同它所承載的文化與培育的政治行為,在更開闊的世界里,究竟是一種智識自由的力量還是相反?”

      考德威爾的言下之意是,美國也應該學習法國抵制激進左翼的思潮。然而,簡單的“左右分野”從來無法完全把握思想論辯的內涵。比如,對馬克龍頗有影響的凱佩爾屬于右翼保守派嗎?但他在研究中關注的一個焦點是,一些脫離“國家管轄”的穆斯林社區,形成了一個“反社會”,剝奪了女性與LGBT等弱勢和邊緣人群的基本權利與尊嚴。這種關切本身帶有鮮明的進步主義標志。在此呈現的立場混雜與錯位并不容易解決,也對激進政治理論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探究具有“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弱勢群體在文化實踐中面對的復雜困境及其多種應對的可能。

      哈達德(Benjamin Haddad)是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未來歐洲計劃的負責人,他在《外交政策》202011月刊發表文章,認為美國自由派的批評家誤解了法國面臨的危機。文章指出,將馬克龍的斗爭與極右翼政治相提并論完全錯失了要點。馬克龍十分謹慎地區分了法國的穆斯林:一面是熱愛和平的絕大多數穆斯林,另一面是威脅共和國的極少數激進派,而極右翼政治勢力恰恰拒絕這種區分。因此法國的司法部長駁回了來自勒龐的“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實施緊急措施的呼吁,堅持法治是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對許多法國自由主義者來說,這場斗爭與反對極右翼的斗爭密切相關,兩者都是在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反對不自由的意識形態。”馬克龍自己承認,法國在融合穆斯林族裔以及處理種族主義和歧視問題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但是,“將襲擊和極端主義的興起歸咎于法國政府或世俗主義,顯示出一種危險的道德混亂”。

      文章最后指出,2017年,在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之后,在經歷了兩年的恐怖襲擊和結構性經濟困難之后,法國選民選徹底擊敗了極右翼,并選擇了一個中間派、親歐洲的政府。今天,法國是另一場針對反自由主義斗爭的前線,以同樣的價值觀指引這場斗爭。它應該得到比來自朋友的否定和指責更好的對待”。

      如果說近來的“文化戰爭”在美國加劇了思想的兩極對立,那么在法國則形成了相當多數的中間派。202010月“法國公共輿論研究所”(Ifop)的調查顯示,在受訪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九認為“恐怖威脅嚴峻”,有百分之八十七認為“世俗主義處于危險之中”,有百分之七十九認為“伊斯蘭主義已經向共和國宣戰”。

      在這個意義上,“專斷的”馬克龍并不是“帶著人性面具的特朗普”。他針對伊斯蘭分裂主義的斗爭并沒有撕裂社會,恰恰相反,他凝聚了民意。不少評論者批評馬克龍的立法動議旨在“拉攏右翼選民”,只是為了能在2022年的總統大選中贏得連任。這種指控貌似有理,卻沒有反問自身:“否則如何?”任由這些選民被勒龐的“國民聯盟”俘獲嗎?那么勒龐不會成為一個“法國的特朗普”嗎?在美國失敗的地方法國成功了。雖然國情有所不同,但美國的自由派在急于教訓法國之前最好更深刻地吸取自己的教訓。

      在這個復雜與易于分裂的時代,塑造并實施一個價值立場鮮明且具有凝聚力的中間派政綱,這是馬克龍政府難以低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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