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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劉擎: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上):美國大選與民主危機

      發布日期: 2021-03-27   作者:   瀏覽次數: 10

      論文題目: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上):美國大選與民主危機

      作者劉擎,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政治學系教授

      本文原載《上海書評》。

       

      序言:漫長的告別

       

      兩個多月前,全世界無數人迫切期待的時刻來臨了:我們終于告別了2020,這活久未見之年。在一張日歷翻過的瞬間,如愿以償。

      然而,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帶著綿延不絕的尾聲,在新的一年持續回響。一個時代蓄勢已久的力量在去年集中爆發,但不會在頃刻間煙消云散,正如它并非突如其來。

      于是,等到春天再來回望過去一年或許更加適宜。這份遲來的重訪躲過了驚魂未定的慌張,也會在眼前的景色中察覺客歲的余暉。時間是一種距離,帶來些省思的從容,雖然“密涅瓦的貓頭鷹”不知還要多久才能等到它起飛的黃昏。

      《時代》周刊在125日的封面上將2020年判定為“最壞的一年”,這是許多人心情的寫照。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第一個月,全球確診病例數只有不到一萬,半年之內上升到一千萬,一年之后突破一億,累計死亡病例數超過兩百二十二萬(到今年3月已經達到兩百七十萬)。此外,澳大利亞發生了罕見的森林大火,法國經歷了“黑色十月”的創痛,英國釋然或惋惜地正式脫離歐盟,美國見證了風起云涌的社會抗議運動,以及驚心動魄的總統大選。而一年多前簽訂的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如今似乎已經時隔久遠而意義不明……

      多么動蕩而漫長的一年。那些驚慌失措中的猜測與流言,那些堅韌與勇敢的事跡,那些悼別逝者的時刻,都匯入了記憶的河流。但這一切經歷究竟帶給我們什么啟示呢?

      有悲觀論者說,這“最壞的一年”或許會是未來“最好的一年”。有更多人強調其重要的轉折意義。《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去年3月的文章中提出新的歷史分期,他認為世界將被疫情劃分為BCAC兩個階段——“前新冠”(Before Corona)世界與“后新冠”(After Corona)世界。政治哲學家格雷(John Gray4月發表文章,判定“這場危機是歷史的轉折點”,并預告“全球化的頂峰時期過去了”。當下的任務是讓頭腦清醒,“思考如何在一個改變了的世界中生活”。

      這些斷言或許正確,卻過于籠統了。也許,記憶之河還需要更久的沉淀,才能凝結為更具啟發性的經驗和教訓。但是,我們的記憶并不是從2020年才開始的,過去幾年的歷史不是早已顯示危機的先兆嗎?

      蓋茨(Bill Gates)在2015年的一次TED演講中就曾預言,未來對人類最大的威脅,不是戰爭而是疫情大流行。至于美國的政治危機,從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獲勝之后,就有難以計數的研究和評論發出過警告。而中美競爭的升級及其對世界秩序的沖擊,也是過去二十年國際政治領域持久關切的核心議題。同樣,全球氣候變暖與各種“自然災害”之間的相關性,一直有大量的研究與公共討論。

      震驚之感往往與健忘或漠視相伴。令人驚訝的2020年并非無蹤可循,它只是加速了經年已久累積的危機,讓困境與挑戰以更加銳利的戲劇性方式呈現出來。如果探究其深層的邏輯,我們可以發現至少有兩種長時段的原因,塑造了當今全球化時代的高風險特征。

      在微觀層面上,存在一個長程的趨勢,可以稱之為“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傳統的生活大多在一個有限而熟悉的空間中展開,具有鮮明的本地性。人們熟悉自己的環境和影響生活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些“變量”不太多、不太遠,也不太復雜。生活的本地性具有相對自足的特征,人們也能夠大體把握自己的命運。

      然而,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巨大的流動性(包括人口、物資、信息、資本和技術的流動)對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底特律汽車工程師的職業前途,可能取決于“通用汽車”海外公司的規模與效益,還有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趨勢;而德克薩斯州的石油工人要評估自己的就業前景,可能需要了解科學家對碳排放問題的研究進展,政治家達成的共識,簽訂的國際氣候問題協議及其對國內政策的影響。

      影響生活的變量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遙遠和復雜。投資、技術、設備、生產、經營和消費等要素,原本局限于本地、附近或本國內部,如今卻來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將這些要素整合起來的過程和機制,不僅復雜到超出普通人的認識能力,而且往往不能夠由本地甚至本國政府單獨決定,因此也難以單獨問責。

      當然,這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新現象。早在現代化浪潮的興起之時,生活的本地性就開始受到侵蝕。但在最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流動性的深度、廣度和速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極端狀態,也造成了更加嚴重的沖擊。這種趨勢對人類應對大規模流行疾病帶來了挑戰。由于人口流動的規模和速度,防止疫情的跨地域傳播變得格外困難。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防控疫情的有效性,不僅關涉本地居民,也影響到更廣大的人群。

      生活的本地性被瓦解了,這給許多人造成了難以估計的風險,對生活的掌控感處在莫名的威脅之中。因為影響你生活的變量是遙遠、陌生而難以理解的,它們是未經你同意和授權的強大力量,卻以不容分說的蠻橫方式操縱你的愿望,支配你的命運,甚至剝奪你的權益,深刻地改變了你原有的生活方式。

      同時,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威脅著基層政治的自治傳統。托克維爾贊賞美國民主中的“鄉鎮自治”模式,這種自治依賴于社區成員之間對公共事務的商談溝通。當一個社區難以理解也無法掌控過多的復雜變量,有意義和有效的商談就變得格外困難。世界的許多地區正在見證生活本地性的瓦解,這種狀況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挫敗、委屈、沮喪,甚至怨恨和憤怒。

      而在宏觀的層面,全球化造成了國家政治與治理的困境。早在十年之前,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著名的政治經濟學“三元悖論”(trilemma):超級全球化、國家主權和大眾民主這三者不可同時兼得,只有“三者必擇其二”的可能。20206月,兩位美國學者在《開放經濟評論》發表了一份實證研究論文,他們用1975年到2016年一百三十九個國家的數據檢驗了羅德里克的假設,肯定了三元悖論的有效性。研究結果還顯示,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工業化國家往往經歷更多的政治不穩定。

      就結構性約束而言,歐盟治理的困境、英國脫歐以及美國外交政策面對不斷增長的國內壓力等現象,都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三元悖論的征兆。這也意味著美國恢復原有國際秩序的企圖將會遭遇持久的阻力。

      無論是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對于個人生活的沖擊,還是三元悖論的結構對政治事務與公共政策的挑戰,都會激發出反彈的力量,體現為近十年多來的“逆全球化”趨勢。羅德里克本人并不全面反對全球化,他主張尋求一種更為平衡的選擇,保持適度(而非“超級”)的經濟全球化,同時維護國家主權和大眾民主政治。

      然而,不斷超越地區性的全球化趨勢仍然十分強勁,因為資本與技術的邏輯具有突出的“超地方性”傾向,兩者都遵循一種“對事不對人”的普遍主義:資本總是傾向于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技術也總在尋找生產性更高的地方。但是,這種基于工具理性的普遍主義邏輯往往與社會生活形成緊張。人的生活依賴于相對穩定的居住地、傳統、語言和風俗等,總是具有無法徹底抹去的地方性。如果不受約束的資本和技術無情地摧毀生活共同體的根基,很可能會引發劇烈的沖突,導致失序的危機。

      2020年以令人難忘的方式突顯了長期以來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類分享著共同的命運,至少在重大危機的時刻。這是無法在揮手之間輕易告別的時代挑戰。它敦促人們重新思考共同體的價值和意義。人的生活總是共同的生活,每個人都從屬于多種直接或間接的共同體,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虛擬或想象性,而各種共同體之間又彼此依賴、相互影響和塑造。我們需要探索和建設一種更有生機活力,也更具適應性的共同體,維護其邊界和自治,同時保持對外部的開放與合作。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只能在開啟新的思考與對話中才會結束。

       

      一、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機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場硝煙四起的“選戰”,直到次年120日,當拜登宣誓就職的一刻,才塵埃落定。

      在兩周之前,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攻占國會大廈,中斷了國會兩院確認選舉結果的議程,最終導致五人死亡。這場騷亂震撼了全球各地的政要與觀察家。許多人驚呼,16日是“美國歷史上恥辱的一天”,是美國的“水晶之夜”,“自由世界的燈塔熄滅了”……的確,如果在實況轉播中觀看特朗普的煽動性演講,目睹國會山暴亂的場景,整個過程驚心動魄,當時感受的震撼會讓人不禁驚嘆“狼來了,這一次狼真的要來了”。

      然而,這一切難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嗎?在根本上,這場危機并沒有超出各種“劇本”的意料,無數“狼要來了”的警告早就不絕于耳。

      自從2017年初開始,《華盛頓郵報》決定每天提醒讀者“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將這句話作為銘文印在報頭之下。2019年(筆者曾在當年述評中介紹)就有學者預言,美國社會的對立正在演變為“政體分裂”,選舉爭議會導致“暴動”并引發憲政危機。2020101Politico雜志發表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五名政治學家的聯署文章,警告大選導致暴力沖突的危險正在急劇上升,并呼吁采取緊急措施,成立跨黨派的專門委員會應對可能的暴力事件。而112日發布的一份民調顯示,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對選舉引發暴力的問題表示關切。甚至有評論認為,當前的美國處于南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分裂,“第二次內戰”并非不可想象。

      但是,內戰最終沒有爆發。特朗普在拖延了幾個小時之后,發出了“和平回家”的呼吁,而不是“決一死戰”的號召,也沒有動用軍隊介入“選舉結果的全面核查”。預想中更為驚恐的情節還沒有發生,政治對抗止于“選戰”,瀕臨崩潰的危機幸運地躲過了崩潰的劫數。

      狼來過了,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但在嘶吼之后又迅速離去。國會山的暴亂更像一次象征性的休克療法,讓人們從“政治失憶癥”中驚醒,重溫歷史教科書寫就的常識: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從來不是堅如磐石的大廈。

      很快,重溫歷史的治療努力開始了。18日著名美國史學者方納(Eric Foner)在《國家》雜志發表文章指出,“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次國會山暴動并不是第一次以法外方式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企圖”。美國在“重建時期”以及隨后的幾年中,發生過許多類似的事件,有些遠比16日的暴亂更加暴力。他列舉了1873年和1898年武裝白人推翻民選的黑人或跨種族的地方政府或官員的事件。他提醒美國人,“讓我們不要假設,在國會山暴亂之前美國是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國家”,這是一個幻覺。

      129日馬薩諸塞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茨(Alasdair S. Roberts)在《對話》網站發表文章,題為“那些哀悼美國民主脆弱性的人們弄錯了什么?”。文章指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華盛頓特區部署軍隊來維持秩序的情況已經出現過四次,而針對總統和政要的暗殺事件也發生過多次。作者試圖在歷史的視野中,對美國的真實現狀做出準確的判斷。

      在許多人看來,攻擊國會山事件顯示,美國民主已經變得脆弱,而這種脆弱性是新近的危險趨勢。但作者認為這種看法有夸大其詞之嫌,并不是因為它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而是它忽視了一個歷史事實:“美國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更準確地說,美國真正的困難在于它是一個“脆弱的聯盟”,在歷史上長期存在著各種矛盾和局部沖突,其中許多深層的裂痕并未真正彌合。“美國”(The United States)這個詞(在字面上)是復數名詞,直到南北戰爭之后,才在美國官方演講中被確立為單數名詞。

      但美國政界常常將國家團結視為理所當然,許多新上任的總統都傾向于推行雄心勃勃的計劃。這些計劃激勵了支持者,同時也激怒了反對者。但這種贏家通吃的方式可能會加劇分裂,而不是重建團結。自1990年代以來,舊的分裂開始重新出現,體現為所謂“紅色”美國與“藍色”美國之間的分野。這兩個陣營對于什么是國家的優先任務,尤其是對于聯邦政府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導致了對政府的敵意,因而使政治陷入僵局。

      民主的脆弱性并不新鮮,政治暴力與應對政治暴力的努力在美國歷史上也屢見不鮮,人們對于民主的信心也是如此。在過去的一年中,人們對美國民主的信心遭到了打擊。但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在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大潮的困境中,人們對“民主的終結”也有過類似的恐懼。但這些歷史經驗的證據也表明,脆弱的民主政體能夠在各種沖擊下延續,也確實具有自身的適應性。最近美國總統大選以來的諸多事件令人不安,但這并不表示美國的民主即將崩潰。

      文章在最后寫道,僅僅在二十年之前,許多美國人堅信自己體制的優越性:“小布什總統甚至宣稱,美式民主是‘國家興盛的唯一可持續模式’。相比之下,今天許多人擔心這種模式正處在崩潰的邊緣。”如果說當初的傲慢精神是誤導性的,那么2021年的絕望也是如此。“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美國正在為維護團結、遏制政治暴力,以及達至民主原則而進行永無止境的努力。”

      在歷史學家呈現的視野中,美式民主的“燈塔”寓言是一個短暫而過時的迷夢。而在政治理論界,從古至今嚴肅的學者,無論持何種立場,從未將民主視為一個神話。這不必回溯到亞里士多德或者托克維爾,當代支持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論家,對民主政治的現狀與前景大多保持審慎或憂慮的態度。

      早在1975年,一份題為“民主的危機”的報告提交給了“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作者是克羅齊(Michel Crozier)、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與綿貫讓治(Joji Watanuki)。他們針對當時西歐、北美和日本等國家對于民主的悲觀論調,對民主政體面臨的外部與內部的挑戰做出分析,認為導致民主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民眾對政府要求的增長與政府執政能力的不足。在1980年代,著名政治學家達爾(Robert A. Dahl)發表了《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1983)和《民主及其批評者》(1989)等論著,對民主政體的局限與弊端展開多方面的檢討評估并提出改良的構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對于民主的憂患意識貫穿于整個冷戰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之后,“歷史終結論”等對民主的樂觀論述才成為顯學。

      福山是西方民主政治最熱衷的辯護者之一,但他在2014年發表了關于民主政治“衰敗”(decay)的研究,并且特別針對美國的體制發出警策:“思想的僵化與根深蒂固的政治勢力形成一種結合,阻礙了這些體制發生改革。如果沒有一次對政治秩序的重擊(shock),無法保證這種局面將會有什么改變。”在2016年,福山在桑德斯和特朗普的崛起中看到了這種沖擊出現的可能,兩派的選民得以借助“激進的局外人”凈化清理腐敗的建制派。但他同時擔心,“民粹主義者販賣的靈丹妙藥幾乎于事無補……將會使局面惡化而不是改善”。

      帶著對政治衰敗的關切,福山20211月在《外交事務》網站上發表的文章,考察“特朗普執政時期政治衰敗加速惡化”的趨勢,甚至懷疑這種衰敗已經“敗壞至核心”。在他看來,民粹主義的策略將特朗普送進了白宮,“惡化的進程以驚人的速度一直持續,擴展到當初難以預料的范圍”,最終在國會山騷亂事件中發展到頂峰。危機過去了,但引發這場危機的深層狀況仍然沒有改變:“美國政府仍然被強大的精英集團所俘獲,這些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誤解了整個政體的正當性,而這個體制仍然過于僵化以至于無法改革自身。”福山進一步指出,兩種新現象的影響使局面更為惡化,一是新的通信技術加劇了“民主商議之共同事實基礎的消失”,一是兩黨之間的政策差異已被凝固為文化身份認同的分裂。

      民主理論家戴蒙德多年來深切關注民主的危機。他在9月的《大西洋月刊》網站上發表文章,分析美國選舉制度的缺陷可能導致出現“雙總統”的僵局,并引發憲政危機。在113號投票日當天,戴蒙德又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美國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自由、法治與選舉,前兩項雖然遭受重創,但經受住了考驗,但作為第三支柱的自由公平選舉卻面臨威脅。

      有評論說,這個“自由世界”的頭號大國上演了第三世界國家才會發生的政治亂局。這似乎忘記了,老人常常會和幼童一樣容易跌倒。在戴蒙德看來,美國民主的部分問題在于“上了年紀”。這個最早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其制度最初成形于廣袤、分散和多樣化的殖民地,更為關注“多數暴政”的危險,因此,美國的“憲政體制缺乏針對選舉崩潰的預防措施,而這些措施在更晚近的民主國家中是常見的”。

      實際上,對于美國民主制度的缺陷與弊端,學者與政治評論家展開過持續而豐富的分析批評,從總統制到選舉人制度(選舉院),從選區劃分方法到競選籌款規則。改革的呼吁與修憲動議也層出不窮,但在慣常的黨派政治僵局中,變革的希望非常渺茫。那些不斷發出警告的批評者,不僅難以觸動政治精英的神經,反而被看作高喊“狼來了”的淘氣孩子,只是虛張聲勢,因此不必理會。

      那么,16日國會山騷亂的沖擊有可能激發變革的動力嗎?現在還難以判斷。但至少“狼真的來過了”,美國民主制的隱患與危機并不是理論家們杜撰的流言。

      一個半世紀之前,詩人惠特曼在獻給林肯的名作中將他稱作“船長”,這同時包含著對這個新生民主國家的隱喻——美國是在風浪中航行的巨輪,總有遇到驚濤駭浪的危險。而這位“船長”在南北戰爭之前就預見了危險。1838年林肯在青年學會發表《我們政治制度的永世長存》演講,他相信美國政治制度的危險“必定發端于我們內部”,而他對于“應當如何防御危險”的回答是“捍衛憲法和法律”。林肯甚至呼吁“讓法律成為這個民族的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

      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在林肯演講一百八十多年之后,今天的美國人仍然信奉這個“政治宗教”嗎?冷靜考察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可能會得出一個失望與希望并存的答案。

      美國的社會分裂與政治極化在近幾年來不斷加劇,這無可避免地將這次選舉變成一場狹義的“選戰”。選戰在本質上是真實內戰(物理性戰爭)的模擬物,因此具有“窮盡手段”與“法律約束”的雙重性,這意味著競爭雙方將窮盡一切法律允許的手段來謀求勝選。放棄“窮盡手段”就只是普通的選舉而不足以成為“選戰”,但突破“法律約束”則將使選戰喪失其模擬功能而蛻變為物理戰爭。就此而言,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發起的抗議與幾十起訴訟,即便違背了文明標準,仍然是窮盡合法手段的表現,直到公然抗拒依據司法程序審議的結果,才挑戰了法律約束的邊界。

      然而,美國的法律制度絕非脆弱到不堪一擊的地步。《經濟學人》1128日刊登長文《民主的韌性》,指出“美國體制得到了其法官與官員的專業主義精神的保護。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受到前輩確立的標準束縛。因為有無數人堅守職責,特朗普推翻選舉結果的企圖失敗了”。

      的確,在對選票統計的爭議與審理中,公職人員展示出高度的專業主義和尊重憲法程序的立場,這包括特朗普本人任命的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其他聯邦法院法官,他竭力支持的佐治亞州州長,他內閣中的司法部長以及國土安全部負責網絡選舉的負責人,這些共和黨公職人員在總統和黨派利益的壓力下選擇了忠誠于憲法和專業原則。另外,十位前任國防部長于13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合聲明,呼吁軍隊保持中立,對選舉結果不予介入。即使在16日占領國會大廈的非法行動中,暴亂者試圖以極端方式改變選舉結果,但他們要求的仍然是全面徹底核查選票,而不是廢除民主選舉程序。

      在這場選戰中,法律遭到了嚴峻的挑戰,這是令美國人失望的現實。但這些挑戰遭到了更強勁的反彈,這是希望所在。事實證明,選戰實現了其模擬的功能,最終避免了內戰。美國絕大多數公職人員與民眾對于憲法和選舉程序存在基本共識,守住了最基礎的憲法底線——這雖然是“過低的”卻仍然堅固的及格線。在這個意義上,林肯倡導的“政治宗教”在美國人的內心深處依然保留著神圣性。

      如何判斷美國政治危機的嚴重性?這需要一個評判框架。如果民主體制的健康運轉依賴于民意的匯聚,那么共識程度的不同等級將會形成不同的政體穩定水平。

      首先,在最理想的狀況下,社會大眾對政治原則與重要的公共政策存在廣泛共識,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在此情況下,投票選舉的主要功能是確認既有的一致意見,具有儀式性的象征意義。

      其次,在通常狀態中,民眾對部分公共政策或議程出現分歧,通過協商、辯論和斗爭達成部分的共識或妥協方案,對于無法妥協的分歧通過選舉程序來決定。

      再次,當社會對立與政治極化的程度嚴重,公眾對多數公共議程都持有難以妥協的相反立場,無法獲得實質性的意見共識,但仍然保持對民主原則與程序的共識,選舉投票就具有決定性作用,也常常會演變為“選戰”,政體處于危機狀態。

      最后,如果社會與政治分裂如此嚴重,以至于瓦解了對憲法原則與程序本身的共識,社會將會出現頻繁與劇烈的大規模暴力沖突,甚至進入全面內戰,這將導致政體崩潰。

      按照以上四種理念型類別的標準來衡量,當今的美國政治已經偏離“通常狀態”陷入政治危機,但仍然抱有對政體原則與程序本身的廣泛共識,因此避免了政體崩潰。然而,如果法律與選舉程序成為一個民主社會僅有的共識,那么政體穩定就仍然處在危險之中。

      拜登在國會山事件之后的演講中告誡,“我們歷史上這悲哀的一幕提醒我們,民主是脆弱的,必須始終捍衛它,我們必須永遠保持警惕”。民主從來不是一個神話,而是一項艱巨的事業。而事業(course)一詞本身包含著“過程”的涵義,這意味著持續不斷的修復與永無止境的再造。

       

      二、特朗普現象的根源

       

      拜登在競選時曾說過,在未來歷史的回顧中,特朗普會被視為一個“脫離常軌的時刻”(aberrant moment)。勝選之后他在1126日的感恩節致辭中說:“生活將回歸常態”,這是對疫情之后生活的期待,但許多人相信,這也是拜登對“后特朗普”時代做出的承諾。

      對于飽受“異常”之苦的人們而言,“回歸常態”的說法聽上去令人向往,但深究起來不只天真而且危險。

      首先,回歸不是一個可欲的選項,那個往日的舊常態正是后來“異常”現象的孳生之地,回歸過去意味著重返危險的起源;其次,回歸也未必可行,美國社會與政治生態在過去四年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回歸常態將會遇到強大的阻力;最后,回歸的期望并不明智,輕率放棄了“異常”激發的反思契機,錯失了可以汲取的深刻教訓。

      民主黨期待的“大藍潮”并沒有出現,在目睹了國會山騷亂事件之后,更沒理由陶醉于一場選戰的險勝。作為敗選的一方,特朗普獲得了七千四百二十一萬張支持票(百分之四十六點九的大眾選票),這一事實過于醒目,難以忽視。羅德里克教授寫道:雖然人們見證了“他公然的謊言、明顯的腐敗以及疫情控制的災難,特朗普如何能夠保持如此多美國人的支持,甚至獲得了比四年前更多的選票?”

      特朗普不只是一名卸任的前總統,還代表著一個重要的“現象”,在政治舞臺中仍然醒目存在,甚至可能將長久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大選的驚悚戲劇落幕了,但引發這場危機的根源并沒有隨之消逝。在談論回歸常態之前,首先需要探究“特朗普現象”的來龍去脈,并理解其中的挑戰。

      那么,什么是“特朗普現象”?幾乎所有相關評論都指出了一種征兆:特朗普留下了一個極端分裂的美國社會。奧巴馬在其自傳出版后的一次訪談中承認,美國社會的分裂并不是從特朗普開始的,但他加劇了這種分裂。

      早在2016年底,《時代》周刊選擇特朗普作為年度人物,當期封面上稱之為“美利堅‘分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到了2020年初,《經濟學人》引用調查數據認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已經可以被稱為“非文明社會”(uncivil society)。

      在注冊選民關于對立黨派的態度中,有六到七成認為對方是對“美國及其人民”的威脅,有半數認為他們是“徹頭徹尾的邪惡”,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如果對方行為不軌就“應當作為動物對待”,有近五分之一認為,“如果另一方贏得2020年大選,暴力可以被正當化”。

      這種“非文明”的政治對立,并不是美國近幾十年的“驢象之爭”或“紅藍對立”的簡單延續,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歸因于特朗普的“創新”——以劃分敵我的斗爭性方式動員和凝聚此前相對沉默的社會人群,將其轉變為獲取自身政治優勢的力量,從而加劇和深化了社會的分裂。

      在特朗普難以計數的不實之詞之外,至少有一句話道出了部分真相:如果奧巴馬和民主黨人做得好,“我就不可能進入白宮”。同樣重要的是,如果傳統的共和黨建制派有足夠的動員力,也無需求助這樣一個“政治素人”來注入新的政治活力。

      特朗普現象的興起,得益于兩大政黨的失敗之處,緣起于政治建制派所忽視或無力感召的地域和人群——那些在經濟與文化的主流趨勢中被邊緣化的地帶,那些感到自己長期被漠視、被遺忘和被辜負的人群。

      這并不是一個新鮮問題。在過去幾年間,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評論文章以及紀實作品相繼問世,探討特朗普支持者的身份、處境與成因。從2013年《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到2016年《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白人垃圾》(White Trash)和《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再到2020PBS制作的紀錄片《美國大分裂》(Americas Great Divide),所謂“被忽視的人群”不再是一個被忽視的盲點,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公眾熟知的熱點議題。

      但熟知并不等于理解。特朗普的支持者究竟是誰?他們的處境如何?支持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對于這些問題,存在著不同的、常常相互競爭的闡釋。學者、政治人物、媒體評論家以及社會大眾,對此并沒有形成共識。最為顯著的分歧之一(以簡單化的類別劃分),是“經濟解釋”與“文化解釋”之間的爭論。

      在經濟解釋中,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來自經濟低迷的銹帶地區,他們是藍領工人。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其中許多被轉移到海外)進一步侵蝕了他們的穩定地位。特朗普聲稱要站在他們一邊,稱贊他們是善良的普通美國人和真正的愛國者,誓言要為他們“找回工作”,因此獲得了他們的擁戴。

      相反,在文化解釋中,許多人支持特朗普的動機實際上是渴望“復辟”,重新獲得受到歷史進步威脅的特權——白人至上的特權、基督教的特權、WASP作為美國正統的特權。這些長期被抑制的反動觀念被特朗普“解放”出來,得以死灰復燃甚至有恃無恐。

      由此可見,經濟解釋暗示了社會底層針對精英階層的抗爭。這些被遺忘和辜負的底層人群選擇特朗普,是在表達對建制派的憤怒,也是在維護自身應有的權利。但在文化解釋中,反對還是支持特朗普是“進步的未來”與“守舊的過去”之間的道德戰爭,對這種復辟勢力的反擊而不是放任才是正義的事業。兩種解釋的實踐意涵超出了學術之爭,涉及道德正當性的分歧,也構成了意識形態的對立。

      當然,兩種解釋模式的劃分是過于簡單化的表述。實際上嚴肅的評論與研究都不會陷入單一模式,但往往有各自的主導傾向。在公共輿論中,經濟解釋相對流行,但近來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2016年與2020年兩次大選的證據都不支持單純的經濟解釋。“出口民調”(exit poll)數據顯示,特朗普在中低收入的選民中并不占據優勢。在家庭年收入低于五萬美元的中低收入選民(約占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中,更大比例的選民投票給克林頓(2016年)或拜登(2020年),而不是特朗普,差距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在五至十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中(約占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特朗普在2016年的得票率高出希拉里·克林頓百分之四,但在2020年比拜登低了百分之十五。

      就最新的發展來看,《大西洋月刊》2021112日刊登題為“國會山的騷亂者們不是‘下層’”的調查文章,作者指出,盡管抗議者中有一部分是“底層人群”,但參與暴動的主體是企業主、CEO、州議員、公務員,房產經紀人、警察、現役和退休軍人等,屬于中上階層。他們不是出于“經濟上的絕望”,而是來自他們的信念:“相信自己有不可侵犯的統治權利。”

      同樣,119日《波士頓評論》發表長篇分析文章《特朗普主義的生存之地》也質疑了經濟解釋。在16日國會對選舉人票的確認審議程序中,有一百三十九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反對確認選舉結果。通過對他們所代表的選區進行人口和經濟分析,作者發現,這些選區大多是經濟增長和人口多樣化都較快的郊區,相對富裕的白人家庭與其非白人鄰居之間的不平等差距正顯著縮小。這些地區非白人選民的投票率較低,為共和黨候選人帶來了邊際優勢,以此反駁了流行的觀點——特朗普運動的支持者是來自銹帶地區或窮鄉僻壤的經濟受困者。

      這些新近的調查分析并未覆蓋所有的特朗普支持者,也無法完全否認經濟解釋的有效性,但試圖揭示特朗普的一些極端支持者并不屬于經濟上被剝奪的人群,他們的政治動機更有可能出于原有的特權地位受到威脅,期望維護一種少數統治。

      在文化解釋方面,近年有多部研究論述“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著作問世,其中20203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為上帝奪回美國》(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獲得許多好評。作者懷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佩里(Samuel L. Perry)是兩位社會學家,在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們的見解:基督教民族主義主要不是一種宗教愿景,而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基于對美國建國原則的神圣化理解,主張“將美國的公民生活與特定類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這種意識形態體現出一種維護種族與民族“邊界”的強烈愿望,將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傳統視為美國民族精神的正統,傾向于將歸屬其他種族和宗教的移民視為“他者”,構成對美國文化傳統的威脅。在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對跨種族婚姻和跨種族收養,質疑警察執法中存在種族不平等的事實。這部著作的研究論證,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將特朗普視為他們受到威脅的權力與價值的捍衛者”,他們支持特朗普是為了以上帝的名義“奪回美國”,并維護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權。

      《紐約時報》20201016日發表的文章指出,在回答“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支持特朗普”這一問題時,“經濟焦慮”還是“種族焦慮”是兩種不同的解釋,對此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問世,許多學者相信種族因素更為重要。但作者在訪談中發現,“這兩種因素是很難拆解開的”。

      實際上,經濟與文化因素難以相互隔離,因為經濟狀況對政治態度的影響,依賴于人們對自身處境所講述的“故事”。關于自我的故事并不是對事實的客觀描述,而是對于事實的認知、感受與判斷,這需要經過文化的“闡釋框架”才得以形成。

      社會學家霍赫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多年前就表達了類似的洞見。她深入到路易斯安那州“茶黨”(Tea Party)的腹地,經過五年的考察訪談寫下了《故土的陌生人》,試圖理解“美國右派一邊的憤怒與哀傷”。她在茶黨基層成員那里發現了一個悖論:他們會支持有損于自身利益的議員和政策(比如深受環境污染之苦的人,卻支持撤銷聯邦政府環保署的動議),這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她探索他們“看待世界的主觀棱鏡”,發掘了他們的“深層故事”(deep story)——這并不是他們處境的事實,而是他們對自身處境的“仿佛感覺”(feels-as-if)所構成的故事。

      這個深層故事以“排隊”的隱喻呈現出來:一群排隊追尋“美國夢”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藍領工人,也是白人基督徒,雖然努力工作但收入下降或停滯。隊伍沒有挪動,在付出極大努力和犧牲之后,他們開始感到沮喪。然后,他們看到了“插隊者”——少數族裔、女性、移民和難民。在他們的主觀棱鏡中,大多數自由派提倡的促進正義的公共政策都是不公平的“插隊”。同時,他們曾經感到自豪的價值與正派生活方式——基督教道德、異性婚姻、愛國的忠誠等等,在自由派主導的文化中成為“過時的”或“歧視性的”偏見,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于是,他們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

      可以想象,他們的憤怒與哀傷是真切的,來自對真實困境的主觀感受,其中不乏固執的偏見,卻并非不可理喻。他們構成了特朗普2016年競選口號中所謂“沉默的大多數”。作者在書中有一封寫給“右派朋友”的信,向他們講述了“自由派的深層故事”,最后告訴他們“在左派一邊有許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霍赫希爾德如此盡力地要越過“共情之墻”,因為她意識到彌合分裂的緊迫性。她回顧自己的研究后發現,“特朗普崛起的布景已經搭建完畢,就像點燃火柴前的蠟燭”。

      霍赫希爾德的努力值得尊敬也令人深思。然而,文化解釋與經濟解釋之間分野仍然顯著,這既是社會分裂與政治極化的征兆,也是其構成性部分。這不僅導致了對特朗普現象的診斷分歧,也為應對方案的選擇帶來了挑戰:什么樣的政治論述和公共政策最有利于彌合美國社會的分裂?如何在刺激經濟增長與促進分配正義之間尋求恰當的平衡?同樣,面對“文化戰爭”的困境,在斗爭與對話之間、在堅定與妥協之間應當作何選擇?比如,文化精英把大選中支持特朗普的七千多萬美國人描述為“投票反對他們自身利益的愚民”,或者斷定“他們大部分是種族主義者”,即便可能是一個正確的判斷,但其政治實踐意涵究竟是什么?這會使“種族主義”這個詞失去道德分量嗎?會進一步加劇社會分裂嗎?或者最終將推動社會進步?所有這些難題都具有挑戰性。

      羅德里克119日在Project Syndicate網站發表文章,題為“民主黨人的四年緩刑”。他注意到,選舉之后民主黨內部的爭論已經開始,但從這場險勝中很難獲得明確的經驗教訓。在文化與經濟這兩個關鍵議題上,都存在意見相反的批評者:“有人指責民主黨人走得太遠了,也有人指責他們走得不夠遠。”

      在文化方面,美國社會的裂痕在“文化戰爭”加深,一方是保守的、主要是白人聚集的區域,一方是所謂“警醒”態度已成為優勢的大都會區域。前者注重“家庭價值”,反對墮胎,支持持槍權。后者強調LGBT的權利,支持社會正義,抵抗“系統性的種族主義”。許多給特朗普投票的選民認為,民主黨人支持去年反對警察暴力的街頭示威,是在“縱容暴力,并給整個國家抹上種族主義的色彩”。雖然拜登曾謹慎地發言反對示威中的暴力,但民主黨人仍然被指控為“道德嘩眾取寵、詆毀美國中心地區的價值”。但在另一些人看來,對特朗普的支持仍然持續存在,這本身清楚地表明種族主義與偏執習氣是多么根深蒂固,針對這種傾向展開斗爭是“民主黨緊迫的要求”。

      在經濟方面上,許多觀察者(包括一些中間派的民主黨人)認為民主黨“走得過于左傾而背離了保守派選民”。然而,共和黨仍然在煽動恐懼——“對于高稅收、有損就業的環境政策以及社會化醫療保障的恐懼”。在美國兩大政黨內仍然盛行“典型的美國神話:政府管得最少、獨行的企業家做得最好”。但在進步派看來,拜登倡導的經濟方案,若以其他發達國家的標準衡量,根本算不上激進,也許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倫(Elizabeth Warren)更加強調就業、經濟保障和再分配的想法才符合大部分美國人的愿望。

      總而言之,這次大選顯然沒有解決長期的爭論:“民主黨和其他中左翼政黨是否應該為了實現競選號召力的最大化來決定他們在文化和經濟問題上立場?”大選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些政黨面臨的挑戰。在文章最后,羅德里克提醒左翼政黨需要制定務實的方案來解決深層的經濟問題,也需要建立溝通的橋梁來克服主要由文化精英造成的裂痕,“否則,民主黨人可能會在四年之后再經歷一次驚醒”。

       

      三、偶像的黃昏尚未來臨

       

      在全球化與新技術的沖擊下,當文化變得更加復雜多樣,既有的本地生活模式被不斷侵蝕,許多人陷入了經濟與文化的困境之中。他們越來越難以理解自身的處境,更無從把握自身的命運,對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尤其如此。在無以名狀的恐慌與失落中,他們感到挫敗甚至生出怨恨。無論在道德意義上是否正當,他們的感受是真切的。當一個國家中相當大比例的人群感到自己被遺忘,而政治建制派忽視或無力回應他們的訴求,民粹主義的煽動家就可能應運而生。

      德州大學政治學教授林德(Michael Lind)在20211月發表文章《治愈煽動性民粹主義之道》,他認為“作為一種政治形式,煽動性的民粹主義往往興盛于這樣的時候——當大量的公民群體感到傳統的政客忽視了他們的利益和價值”。作者列舉了許多歷史先例,包括南北戰爭前美國南部的白人農民和工人,十九世紀晚期中西部的農民,二十世紀美國東北地區的歐美“白種人”,以及二十一世紀英國中西部和北部工業地區的白人工人階級。對應于這些“被忽視的群體”,相繼出現了一系列“自稱代表無權者對抗腐敗當權者的護民官政客”。這在美國歷史上層出不窮,但此前主要局限于地方和州一級的政壇。特朗普是第一個成為美國總統的真正的煽動家。

      但林德認為,特朗普無法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獨裁者相提并論,他沒有獲得軍方、官僚界和學界精英的真正支持。作者也反對將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化約為“白人民族主義”。雖然他常常有偏執言論(bigoted remarks),但與2016年相比,2020年特朗普獲得白人選票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在非白人選民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林德側重于特朗普現象的經濟維度。在他看來,工業離岸外包與移民產生了輸家和贏家,而美國建制派精英拒不承認自由貿易和移民帶來的負面問題,這給了特朗普可以大肆發揮的議題。

      但是,歷史上的“民粹主義煽動家,經常鼓吹一些不切實際的措施來解決真正的問題”,特朗普也是如此。比如,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墻,以及草率地使用關稅,都是花招而不是可靠的政策。“美國歷史表明,根除民粹主義最好的方式是把被疏離的選民納入主流政治,并以精到的方法回應他們正當的訴求。”作者認為,羅斯福新政是一個可資仿效的例子。新政的改革者達成了許多民粹主義運動要求的目標,但并非借助煽動性的外來者,而是通過制度化的方法來實現。“民粹主義者往往是惡棍,但是他們的追隨者值得被尊重和傾聽。煽動性的民粹主義是代議制民主的一種疾病。治療它需要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

      然而,林德強調的制度性原因只是煽動家興起的必要條件,但如何理解他們能夠如此深入地俘獲人心呢?比如,即便在占領國會山事件發生后,大多數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堅定不移。皮尤(Pew)研究中心在19日所做的調查顯示,在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中,有百分之四十認為他無疑贏得了選舉,有百分之三十六認為他大概獲勝了,只有百分之七承認拜登贏得選舉。要充分解釋這一問題,煽動家的個人風格及其追隨者的政治心理也是不可忽視的要素。

      《經濟學人》發表題為“特朗普的遺產”的長篇文章,其中一節的小標題是“給公眾來一場歌舞”。文章評論說,雖然特朗普推行的政策與里根之后的所有共和黨領導人有相似之處,“但在許多問題上,他都以異端、極端或兩者兼有的方式脫穎而出,以一種其對手做不到的方式俘獲了選民的想象”。

      這種俘獲方式要求一種特殊的“歌舞”才藝。著名作家布魯瑪(Ian Buruma202118日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著重分析了特朗普作為偶像的魔力。作者指出,“特朗普是一位演藝界的人才”,他在房地產行業實際上是個不斷失敗的商人,真正給了他名聲的是一檔電視節目,“他一直利用這個品牌,施展無與倫比的才華用于自我宣傳”。

      在這方面,特朗普讓其他共和黨政客望塵莫及。他以自己特有的才能“精明地利用了在他進入政界以前就已長期存在的問題與怨恨:日益擴大的貧富鴻溝、對移民的恐懼、對伊斯蘭教的厭惡、對少數族裔的仇恨,大城市和金融業不斷增長的支配優勢,以及貧困的去工業化地區和鄉村地區的衰敗,等等”。這些問題都曾被其他政客所利用,但他們從未企及特朗普的“魔力”。

      就此而言,特朗普不是常規的政客,而“更像是一名邪教領袖(a cult leader),一位超凡魅力的煽動家,向其追隨者們承諾了拯救,要把他們從一個邪惡的世界(充滿暴力和頹廢的城市、自由派精英、黑人、同性戀者、移民以及其他有污染性的外來者)中拯救出來。許多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因為相信他更像是一位救世主(messiah),而不是一名政客”。

      布魯瑪的文章揭示了特朗普得以利用的社會問題,也發現了他特殊的煽動能力。但要成為一個“救世主”,他還必須給予“信徒”引導與愛戴。

      實際上,特朗普的魔力還在于,他能夠以最通俗和最簡單化的方式,對所有難題給出明確的解釋并提出有力的解決方案。就業有問題嗎?那是因為“外國搶走了你們的工作”!福利有問題嗎?那是因為“非法移民侵占了你們的權益”!相應的解決方案也就變得簡單明確:以貿易戰贏回“公平的交易”,以及徹底驅逐和阻擋“非法移民”。

      特朗普用簡化了的世界圖景剔除了一切復雜性,讓困惑者獲得了確定感,用粗暴有力的措施回應錯綜復雜的難題,讓挫敗者看到了希望。而且他能以安撫的名義激發哀傷與怨恨,以道德的名義強化認知與道德的偏見,讓所有的憤怒者榮獲“真正愛國者”的美名,并喚起了斗爭的意志,指向他揭出的“人民的公敵”,誓言要“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摧毀“深層政府”,從而“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切才使特朗普贏得了狂熱的崇拜,使他得以超越尋常的總統,成為令人著魔的偶像,成為一個救世主!

      于是,追隨他不僅意味著支持他主張的政策,而且要成為崇拜他的信徒。否則難以充分解釋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因為(除非另有圖謀)只有對偶像的崇拜才能讓人相信,造成近三千萬人感染、三十五萬人死亡的疫情災難是虛假數據編造的“假新聞”,其中沒有總統可以問責的過錯。同樣,面對司法程序對幾十起“選票舞弊”起訴審議后的全部駁回,也只有出于崇拜才會斷然否認,這個司法審議的結果是凡人社會可能獲得的“最近似的真相”,因為信徒確信,特朗普憑借“超凡之眼”能夠直接洞察全部真相。

      對特朗普的崇拜現象已經受到許多評論家的關注,在CNNPBSNPRVox和《外交政策》等多家知名媒體中也出現了相關問題的討論。《名利場》雜志2021121日發表了對哈桑(Steven Hassan)的訪談,他在去年出版的著作《特朗普崇拜》(The Cult of Trump)近來引人注目。哈桑認為,對崇拜(或邪教)的判定在許多時候是困難的,因為名人常常會讓人產生近似崇拜的獻身傾向,而特朗普是“一個極為出色的營銷者、品牌家和社會名流”,這與著名運動隊或流行明星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名人確實會吸引崇拜者,但問題在于這些人是否被欺騙和被控制?

      在哈桑看來,對特朗普的崇拜體現為“破壞性的權威控制”,包括四種相互交疊的控制,他稱之為“BITE模式”(其中B代表行為控制,I是信息控制,T是思想控制,E是情緒控制)。這四種控制有可能將一個人轉變為依賴與順從的崇拜者。雖然特朗普不是一個宗教人物,但在他的基本盤選民中確實“有一些人以救世主的眼光看待他”。哈桑認為,“特朗普具有邪教領袖的所有特征,而他的追隨者也具有崇拜者的品質”。他們始于對一個自戀者全情投入,后來每天吸收“另類事實”來對抗自己的認知失調。

      《今日心理學》在202011月發表舍羅(Hogan M. Sherrow)博士的文章,試圖更為嚴謹地探討“崇拜”現象。舍羅指出,美國歷史上出現過一些明星政治家,從華盛頓開始,有西奧多·羅斯福、肯尼迪和里根,一直到奧巴馬,他們都被視為具有人格魅力的領導人。那么,給追隨特朗普貼上“邪教”的標簽是否公平呢?舍羅認為,特朗普的許多追隨者“符合社會學、宗教和心理學界通常用來認定邪教的標準”:邪教是“一種極端主義或虛假的宗教或教派,受到一個專斷的、魅力型領袖的指引,其成員對他表現出不變的,甚至是宗教性的崇敬”。在美國選民中,特朗普最忠實的追隨者只占較小的比例。他們傾向于信奉一種非常特殊的愛國主義理念,其中包括孤立主義和仇外心理。他們渴望讓一個所謂“上帝之選”的人物來引領他們。

      舍羅進而通過具體例證的分析,論證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們為什么符合邪教的典型特征。追隨者們相信,特朗普是關于真相的唯一權威,只有他能決定所有政策與實踐。他們熱情而無條件地忠誠于特朗普,把他的信仰和實踐視為真理和法則,他本人也確認這種理念。追隨者使用公開羞辱或懲罰來壓制同伴中出現的個人主義和懷疑態度,任何對特朗普或其他追隨者的批評或嘲笑,都會受到懲罰。追隨者群體聲稱特朗普和他們比其他人優越,認為他們的道路是通往真理和救贖的唯一道路。

      但是,“特朗普的拯救”失敗了。拜登完全可以借用他的句式說:“如果特朗普做得成功,那么我就不會進入白宮。”但這并不是值得慶賀的時刻,因為無論是經濟與文化的爭論,還是對特朗普的崇拜,都沒有隨著大選結束而告終。

      在拜登宣誓就職的當天,特朗普終于離開了白宮,前往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但他并沒有從美國的政治舞臺真正退場,而且還有可能卷土重來。20212月在第二次彈劾案審理結束之后,特朗普發表聲明宣稱,“‘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歷史性愛國運動才剛剛開始”。228日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特朗普發表長達九十分鐘的演講,標榜自己過去四年的豐功偉績,攻擊拜登政府一個月以來的所有政策和措施。他再次聲稱自己“已經贏得了2020年大選”,而且將會“第三次擊敗民主黨人”,并否認他將另外組建新政黨的傳言,這暗示在2024年的總統大選中,他將再次作為共和黨候選人參加競選。

      據《紐約時報》當天的報道,在對CPAC與會者所做的匿名投票調查中,支持共和黨繼續推進特朗普政策和議程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五,希望特朗普再次參加總統競選的比例為百分之六十八。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與會者選擇特朗普為他們偏愛的候選人,位居第二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提斯(Ron DeSantis)僅獲得百分之二十一的支持,而前副總統彭斯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僅獲得百分之一的支持。數據表明,共和黨內還沒有出現足以與特朗普匹敵的政治領導人,至少目前如此。“偶像的黃昏”還需要多一些時辰才可能來臨。

      《紐約客》的資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曾撰寫每周更新的專欄“生活在特朗普的華盛頓”,在2020年底專欄即將結束的時候,她在結語中寫到:“直到并且除非我們對圍繞特朗普發生的事情做出完整的解釋,否則2020年就沒有過去,也永遠不會過去。我仍然不愿去想起,但我知道忘卻不是一個選項。”

      拜登尤其需要這個“完整的解釋”。他承諾“治愈這個國家”,而達成這個目標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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