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思與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會議通訊】“20世紀以來的中華學術與外來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發布日期: 2021-01-21   作者:   瀏覽次數: 114


      202119日上午8:30,由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中國通史研究室、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20世紀以來的中華學術與外來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隆重舉行,來自國內外40多所高校及科研、出版機構的80余位學者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參加此次會議。



      19日上午的會議開幕式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夏春濤首先致辭,他肯定此次會議主題“20世紀以來的中華學術與外來思想”的深刻思想內涵,強調史學理論研究應始終堅持理論創新、學術創新,創造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做到以我為主,通古今之變化,發時代之先聲,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提供理論支持。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胡逢祥在致辭中感謝各位專家同人對此次會議的支持和理解,并對會議流程進行簡要介紹。他認為20世紀以來,中華文化曾遭遇了歷史上最為衰弱的時期。為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復興,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努力。近年來,隨著國力的增強,如何重新樹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如何建立起中華民族應有的文化話語權,如何理性看待中西文化的未來關系等問題,又一次擺到了人們面前,并對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希望本次會議能為與會者交流這方面研究心得提供良好的氛圍,從而醞釀出更多新思路和新成果。



      主旨發言第一環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趙慶云主持。



      廊坊師范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榮譽教授喬治忠首先作題為“論歷史認識的檢驗標準”報告。他指出,歷史認識的正確與否,能不能有效地檢驗?檢驗的標準是什么?是史學理論之中的大問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點,正是主張歷史事物的客觀性、可認識性,強調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屬性,歷史科學的目標乃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為此,必須從理論上解決歷史認識如何檢驗與歷史認識檢驗的標準問題,徹底擊退形形色色相對主義史學流派的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左玉河的發言題為“一般規律與特殊道路: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及其中國化闡釋”。他指出,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是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之一。雖然該理論的運用在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帶有簡單化和教條化傾向,但隨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對社會形態理論研究的深化,認識到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與中國歷史發展獨特道路的關系,創造性地對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作出了中國化的理論闡釋。



      胡逢祥教授以“羅章龍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為題發言,探討了早期中共黨人羅章龍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羅章龍離開政壇,進入學界,其思想存在比較復雜的變化,既保留了唯物史觀的一些基本觀念,又羼雜了其他思想成分。其學術貢獻主要在于,通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實踐,努力探究中國歷史的特點,大量運用中西比較等方法,在編史實踐中初步勾勒出中國社會經濟史發展的特有主線,并對世界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提出了某些具有前瞻性的看法。

      主旨發言第二環節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孝遷主持。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張越教授作題為“林甘泉先生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學術品格與理論特色”的報告,張教授認為林甘泉先生既能夠坦誠反思自己過往的史學言論,又能夠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表現出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優良學風,其思想的銳利與深刻均值得高度重視;他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許多重大歷史問題有系統研究,對當代中國史學的許多熱點問題多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因此,“林甘泉史學”值得深入研究。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趙梅春教授的發言題為“20世紀30—40年代有關中國通史編纂的理論探索”。她認為20 世紀初興起的新史學思潮,揭開了傳統史學現代轉型的序幕,而撰述新型中國通史則是實現傳統史學現代轉型的重要途徑。20 世紀30-40年代何謂通史?專史與通史的關系、通史撰述中史實取舍之標準與文字表述、通史編纂的組織形式等,是這一時期學者所關注的重要問題,這表明新型中國通編纂已經從20世紀初的草創階段走向成熟。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鄔國義教授以“《民約通義》:上海大同譯書局初刊本的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發言。鄔教授新發現的上海大同譯書局本《民約通義》,不僅提供了盧梭《民約論》最初刊本的實物,證明 1898 年大同譯書局確實刊印過此書,而且對于重新認識該書在近代中國早期的出版、傳播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意義。通過探討大同譯書局本、上圖本兩者的相互關系,可揭示出康、梁維新派與盧梭《民約論》之間的關聯性。



      19日下午,會議根據參會論文的內容,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史學”、“中外學術交流與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視野下的國學與西學”三組進行活動,在論文交流結束后,還就一些相關專題展開了討論。

      第一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史學”專題報告上半場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陳峰主持。

      陳峰教授首先作題為“以調和求創造:李大釗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再認識”的發言。認為李大釗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重要的先驅者,被稱為“中國早期的唯物歷史科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奠基者”。但其思想與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呈現出相當程度上的斷裂。后世將李大釗視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先驅之后,試圖將其論作都貼上馬克思主義的標簽,似有違李大釗的初衷和本意,有些還成為李大釗史學研究的陷阱。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朱慈恩副教授的發言題為“民國時期‘非主流’馬克思主義史學”。民國時期“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之外還有很多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史學研究,稱之為“非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胺侵髁鳌钡鸟R克思主義史學同樣具備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特征:對經典著作進行研究,運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研究中國歷史,在歷史研究中運用辯證法。但“非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學術和社會影響上和“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仍存在一定區別。



      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朱發建教授作題為“高爾柏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的發言。高爾柏是上海中共早期黨員,在從事革命活動之余,通過著書立說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唯物史觀。朱發建教授從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角度,探索高爾柏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介紹與傳播,分析其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上的貢獻。



      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殷飛飛作題為“朱謙之與馬克思主義的離合”的發言。她指出朱謙之與馬克思主義的離合先后經歷了四個階段:北大讀書時期、暨南大學講學時代、1945年前后、新中國成立后。朱謙之與馬克思主義由離到合,逐漸走向馬列主義陣營,重要的是,朱氏自身理論認知和世界觀信仰的轉變,即內在驅動力最終促使其由“知識階級立場”轉到“人民的立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政君作題為“張蔭麟對唯物史觀的認知及其演變”發言。他指出張蔭麟對唯物史觀的認知存在一個轉變過程。1933年,張氏在《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一文中,批評了唯物史觀,但他主要反對人類歷史具有普遍規律的觀念,而非唯物史觀所提供的歷史研究視角、路徑。此后,張蔭麟不僅將唯物史觀的“經濟基礎”和“階級斗爭”諸說,用以剖析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及其演變,還“階級斗爭”概念用于中國古代歷史書寫。



      河南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所講師寧騰飛作題為“學隨世變:嵇文甫與諸子學研究的唯物史觀轉向”的發言。他認為在近代諸子學研究的學術脈絡中,對嵇文甫應當給予充分重視。1920年代末,中國史學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在此過程中,嵇文甫在傳統舊學的基礎上積極運用唯物史觀研究諸子學可謂獨樹一幟。嵇文甫的諸子學研究,標志著唯物史觀的諸子學研究的建立,意味著諸子學研究的唯物史觀轉向。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王銳副教授作題為“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古代民本思想——以嵇文甫為中心的探討”的發言,馬克思主義史家嵇文甫對于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有過不少辨析。他由具體歷史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入手,深入分析先秦時期與明清之際基于民本思想而形成的各種政治批判主張之基本立場、所指現象、分析邏輯、解決方案。這體現了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于理論的熟練把握與對時代思潮的敏銳觀察。



        第一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史學”專題報告下半場由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朱發建主持。

      阜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于文善教授作題為“抗戰時期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史學理論與方法中國化研究的貢獻”發言。他指出抗戰時期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史學理論與方法,堅持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歷史研究路徑,在歷史哲學、社會歷史理論、史學研究方法等多層面進行研究,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推進了其后中國史學學科體系和理論體系的建設和發展。



      淮北師范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心李勇教授作題為“呂振羽史料學理論與實踐”的發言。在李勇教授看來,呂振羽主張把神話傳說和出土文物、民族材料結合起來,以解決中國史前史研究史料缺乏問題。明確把史料區分為“正料”和“副料”,多次闡釋史料搜集與整理的重要性,在史料解讀方面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從而與實驗主義劃清界線。呂振羽在史前史研究中對神話史料的處理,與神話學家的研究殊途同歸,無論是在科學主義還是在后現代主義觀照下,都有其學術合法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謝輝元作題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報告。以往學界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在呈現理論成就的邏輯演進上明顯得不夠,他希望能夠以經濟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研究成果為對象,以理論邏輯的演進為視角,考察民國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發展歷程,以此豐富人們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研究成就的認識。



      延安大學歷史系賈鵬濤副教授作題為“1949年前的童書業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報告。他認為身處史料派陣營的童書業,從學術研究起步就給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極大的關注,部分受傅安華影響。童書業既批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考證上的錯誤、公式主義,但也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經濟因素、辯證法及通貫的理論解釋歷史。童書業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某些觀點的自覺運用,反映出時代需求的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趙慶云作題為“‘十七年’共和國史研究的醞釀與初創:以近代史所為中心”的報告。趙研究員認為在共和國史研究的草創過程中,成立于19505月的中科院近代史所充當了相當關鍵的角色。趙教授通過發掘相關檔案文獻,系統梳理了近代史所在“十七年”間推進共和國研究的種種構想和實踐,及所遇窒礙、所歷曲折,以期為今日的共和國史研究提供某種借鑒。

      蘇州大學歷史系侯德仁副教授作題為“新中國柴德賡學術研究的唯物史觀轉向”的報告。柴德賡一生經歷了新舊中國兩個歷史時期。新中國成立后,柴德賡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將之運用于自己的學術研究之中,實現了由舊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變,開辟了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文獻學研究的新局面。



      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邱亞作題為“張舜徽對人民史觀的接受與運用”的報告。他認為張舜徽在新中國成立后接受馬克思主義,由崇尚英雄史觀逐漸轉向信守人民史觀。在史書中敘述勞動人民在階級社會中的苦難經歷,論述勞動人民在階級斗爭、集體創造等方面的作用與成就,說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吨袊氛撐募贰吨腥A人民通史》等著作都反映出張氏對人民史觀的運用,時至今日仍能給后學以重要啟示。



      110日上午,會議繼續以分組形式進行。

      第一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史學”上半場進行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文獻的調查、整理和研究”專題討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胡逢祥擔任此次會議主持人。

      項目負責人胡逢祥教授首先發言,介紹項目開展基本情況,圍繞該項目的三項主要工作作詳細說明。第一,有關文獻的調查、搜集與梳理。目前已搜集著作1100余種,分工著手各書的查閱和提要撰寫;另搜集論文篇目8000余條,對其內容和作者情況進行核查。該項工作計劃于2021年春季初步完成。第二,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編年,將按年系統反映20世紀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活動及其相關論著的出版情況。第三,馬克思主義史學文獻的出版,目前已出版4本專題輯刊,并正進行吳澤、李平心兩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全集編纂工作,計劃202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課題組還籌劃將調查過程中發現的一些較稀少或長期未能重版的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論著及重要資料編為叢刊出版,以保存珍貴史料,弘揚先輩學術,為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提供便利。第四,在文獻搜集整理的基礎之上,將一些成塊的、有聯系的內容串聯起來,形成新的課題,進入到碩、博士生的論文選題中。

      隨后,項目子課題負責人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朱發建教授發言。該子課題組在馬克思主義文獻調查工作中采取“廣撒網”的方式,搜錄所有與之相關的論文、著作,但在判定何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文獻方面存在一些理論問題。目前已基本搜集到其所負責的180多條書目資料,但在如何寫好提要方面還有不少工作要做。下一步的工作計劃是,在疫情好轉的情況下,前往全國各大圖書館搜集比較難見的文獻。

      項目子課題負責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陳峰教授指出,其所負責的120余條提要初稿已經完成,資料搜集主要利用數據庫、山東省圖書館。有關提要中涉及的論著評價資料,陳教授建議參考該時期報刊上刊載的廣告、書籍的前言和圖書評價刊物(如《圖書集刊》)等。

      項目子課題負責人淮北師范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心李勇教授提出,他所承擔的譯著部分問題在于書名、出版版次難以確定,部分譯著的西文名稱與中文無法對照。此外,由于所在院校圖書館、數據庫資料有限,資料搜尋十分困難。目前,主要渠道包括“全國報刊索引”、“讀秀”、“全國高校聯合書目”等數據庫。

      項目子課題骨干成員廈門理工學院洪認清教授在發言中說,他所負責的188條譯著書目中,有些作者信息難以搜尋,語言上存在問題,如涉及到俄文的作者。



      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吳忠良副教授建議,有關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不僅是史學著作,對于那些關系唯物史觀的著作,也應進行收錄,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量少,搜集不易,應適當擴大搜尋范圍,這于今后的相關研究有益。

      項目子課題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趙慶云談到,他主要負責馬克思主義史學論文目錄的搜集整理工作,參考《中國史學論文索引》,其中搜集的部分論文可能不太符合馬克思主義史學文獻的標準,有些更像政治論,而非史論,需要作進一步厘定。目前仍處于資料搜集階段,作者相關材料搜集工作做得較多,力求在暑假之前完成。

      課題組成員阜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于文善教授發言道,自去年八月承接任務以來,目前已整理十幾篇條目。前期的準備工作與其他老師的思路一致。存在的問題有:一、文獻難以搜集,如:王國維的《古史考釋集解》在各大圖書館都無法找到,搜集到的侯外廬《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一書與胡老師提供的版本不同。二、部分書目出版多次,是否有必要記錄各版本。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王東教授在文獻搜集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建議各位子課題負責人注意臺灣地區以及世界各地圖書館的館藏。在整理過程中,不能僅僅依靠圖書館的既有編目或索引系統,應當主動到圖書館進行實際調研和探訪,可能會有新的發現。此外,應該特別注意某些書籍的“序言”并不可靠和完全可信,疑惑之處一定查核證實。



      胡逢祥教授充分肯定各位項目子課題負責人的工作成果,并總結道,該項目進行了大量的提要撰寫,對于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及建議的解決方法,我們將在會后整理歸納,并發到各成員手中,供下一階段工作參考。我們還計劃將提要寫作過程中搜集的資料匯為一個電子資料移動盤,供相關人員今后研究中使用。


      第一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史學”下半場開展小組討論,由王東教授主持。

      張越教授首先發言。他認為目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受到廣泛關注,各方面都有所探討,但一些重要的節點值得梳理清楚。如是否對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的地位評價過高。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史學仍待進一步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19561957年反右之后,歷史寫作較難。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史學如何定性,是否出現多元論的傾向,也值得進一步思考。

      隨后胡逢祥教授就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判別,以及改革開放后史學多元論出現的情況進行闡述。在他看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分界點,1949年之前的史家派別或陣營人員相對比較清晰。而此后特別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學術界提倡普遍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下,從理論和觀點上比較好討論,如要都落實到具體的人員,就有些難度。其次,胡教授贊成張越教授的意見,認為史學界自改革開放后確實出現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多元史觀并存的局面。當前的歷史研究提倡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并非排斥一切其他的觀點和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史學應以科學的理論、充分的史料,有力的論證來打動受眾,才能更好地發揮其主流作用。

      《江海學刊》編輯部編審潘清從編輯的角度發言,對目前審稿的一些具體原則作了解釋。



      王東教授在總結發言中認為,現代意義上理性的建構到后現代的顛覆,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權威的消失,缺少基于理性對話的平臺。當今中國的學術研究與社會大眾存在脫節的現象,部分學者讀書寫作缺乏真實感。這與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時期強調的知識界眼光下移,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主動為人民發聲的趨勢有違。希望當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能夠繼承五四以來的優良傳統,為社會做實事。


      19日下午,會議采取分組討論的形式進行。

      第二組“中外學術交流與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專題報告上半場由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吳原元主持。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楊華副教授的報告題為“墨海書館譯書群體與晚清上海的西學東漸”,她由海外中國學的研究興趣而關注墨海書館譯書群體。作為近代上海第一家傳教士創辦、經營的翻譯出版機構,墨海書館成為傳教士與口岸知識分子聚集的中心,機器印刷的率先實踐,一大批西學書籍的最先出版,使墨海書館一度立于晚清西學東漸的潮頭,并且使一批參與譯書的中國文人由對西方世界的一無所知到對西學產生了系統的認識,成為真正的“口岸知識分子”。



        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盧夢雅副教授的報告題為“葛蘭言漢學的‘新史學’特征”。她指出,作為將社會學與歷史學相結合進行中國研究的第一人,葛蘭言的學術往往被追溯為沙畹漢學和涂爾干社會學的嫡傳,而其深厚的歷史學素養和終生的史學旨趣被國內外學界普遍忽略。葛氏的漢學具有綜合史、精神史、問題史、總體史等明顯的“新史學”特征,實際上作為方法參與了西方歷史學的革新,又作為對象使中國歷史獨立于西方歷史,為西方現代學術打開了新的視野。重溯葛蘭言的學術淵源,對于深入研究中國古史的獨特性及其在東西方文明對話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王燕的報告題為“試論蘭普萊希特在中美史學界的回響” ,她首先對蘭普萊希特的生平與學術進行了回顧,介紹其著述及史學思想在德、美學術界得到的不同反饋,隨后梳理了蘭氏史學傳入中國的渠道與作為“實證主義”史學的一環被接受的過程,重點歸納了朱謙之對蘭普萊希特學術觀點的系統介紹與深入研究。



        榆林學院政法學院馬少甫副教授作題為“噶邦福及其《歷史綜合法》初探”的報告。他結合噶邦福生平經歷總結其學術貢獻的三方面:東北亞原住民的歷史文化及生活現狀、近代歐洲列強(特別是俄國的殖民擴張及其對殖民地的影響)、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接著著重介紹噶氏《歷史綜合法》的主要內容與成書背景,闡明該書作為在近代中國出版的第一本自成體系的史學理論著作的學術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慧穎的報告題目是“失語者的留言:晚清時期的美國中華協會”。她介紹了美國中華協會的創辦過程、組織架構,講述晚清時期存在于中國上海租界長達15年的這一美國僑民組織,在庚子事變、庚辛和談、中美商約談判和抵制美貨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的具體作為及產生的影響,從而發見“失語者”——外國僑民群體在晚清政治變遷中扮演的角色,獲得研究晚清政治史的新視角。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察應坤博士作題為“狄培理的‘新儒家’思想研究綜論”的報告。他具體論述了狄培理對“中國的自由傳統”、中國先知思想傳統、中國社群主義傳統等思想元素的總結,高度評價狄培理建構的“新儒家思想”的體系、“觀念史”的研究路徑、傳播融入“世界”意義的情懷及其背后所蘊涵的“平等相互”的主體意識,認為狄氏改變了美國及西方社會研究中國思想的方式,開創了儒家思想研究的新天地。



      第二組“中外學術交流與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專題報告第二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馬軍主持。



      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吳原元教授的報告題為“民國史家著述在美國漢學界的回響及其啟示”。他選取了在美國漢學界具有較大影響的八部著作,梳理其中對民國史家著述引用的情況,并將之與其對歐洲漢學家著述的引用進行對比,最后通過分析引用的特點進一步評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漢學界對民國史作與歐洲漢學著作的接受程度。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馬軍的報告題為“《經濟學術資料》有關‘海外中國經濟史研究’刊文目錄”。創辦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經濟學術資料》,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內部刊物,馬軍將其中有關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海外漢學篇目進行整理編目,從而發掘在國內、國際學術界交流不多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社會科學院為引介海外中國經濟史研究成果所作的重要努力。

      德國日本研究所(日本東京)高級研究員周雨霏的報告題為“蘭克史學在日本的傳播與受容”。她全面梳理了蘭克史學在日本傳播的三階段:路德維希·里斯對蘭克史學的介紹、坪井九馬三等史家將科學實證主義引入、鈴木成高等“京都學派”論客對蘭克“世界史的理論”的利用,并將日本史學家對蘭克史學的吸收與借鑒特點總結為:方法上重視對史料的收集、批判與考證,敘事上強調描述大國之間的聯系與抗爭。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世界歷史研究院兼職教授胡昌智的報告題目是“蘭克史學中的精神”。他引述馬克思對蘭克的評價,揭示出不同于一般印象中偏重史料考據,事實上蘭克可稱為解釋歷史的大師。在回顧蘭克學術道路的三階段與兩個關鍵節點后,胡教授聯系《英國史》的撰述具體闡釋了蘭克所謂“讓史料說話”的真正意蘊,并將貫穿蘭克歷史解釋的兩大理念總結為“現狀淵源化”與“歐洲斗爭融合后一體性的形成”。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李孝遷教授的報告題為“探源與傳衍:近代中國史家的蘭克論述”。他指出,中國史家的蘭克論述,絕大部分只是從外國流行的西洋史教科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類著作中轉述而來,甚至是經過多重轉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蘭克的思想脈絡,人云亦云、尋章摘句是較為普遍的現象,而直接閱讀蘭克原著者寥寥無幾。中國史家在課堂或著作中偶爾提及蘭克,并不能說明后者對前者產生如何影響,也不能說明前者一定對后者有實質性的認識。蘭克對中國近代史學有影響,但兩者關系是間接的,沒有實質性的聯絡,其中西方史學史、史學方法著作起到中介作用,他的史義被拋棄,史法被保留,并與中國傳統考據學相接榫,在中國史學界大行其“法”。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賈菁菁作題為“坪井九馬三與近代日本實證史學”的報告。她本著重新省察坪井思想復雜性之旨趣,指出坪井作為史學科(西洋史)的領軍人物,卻與國史科(日本史)的漢學流考證主義史家同聲相應,氏著《史學研究法》在宗教觀、政治史、經濟史及精英人物取向上皆與蘭克反向而行。在將史學切分為純正、應用二元,意欲構建科學史學的同時,坪井亦自證并彰顯了學院史學內在的政治性。



      110日上午,會議繼續以分組形式進行。

      第二組“中外學術交流與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專題報告上半場由寧波大學歷史學系錢茂偉教授主持。



      首先發言的是中山大學歷史系(珠海)杜麗紅教授,在題為“他山之石與近代中國公共衛生研究”的報告中,她重點關注了近代中國的公共衛生學術與外來思想的關系,近代中國公共衛生的知識體系與學術模式深受多種外來影響,與本土醫學基礎相結合時經歷了復雜的過程。公共衛生史的研究尤其應注重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既要借重外來研究的理論視角,又要在比較視野中看到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的獨特性。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學院崔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馬維熙的報告題目是“‘底層眼光’下的戰爭書寫——梅爾清《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評介 ”。這篇與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崔岷教授合著的書評首先介紹了《躁動的亡魂》一書作者——美國學者梅爾清,點出其學術研究具有鮮明的“底層眼光”。隨后分析了梅氏“底層眼光”的由來,再通過對《躁動的亡魂》具體內容的介紹,剖析梅氏對太平天國戰爭的獨特書寫方式。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戚學民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劉訓茜的報告題為“中體西用說的遺響:汪鸞翔的實踐”。兩位老師的報告揭示出汪鸞翔思想中被遮蔽的一面。汪氏是清末舉人,曾任清華學校國文教師,其中學以儒家思想為中心,西學以數理化為中心,畢生思考以孔子思想為基礎的完整容納西方思想的知識框架,是近代中國少見的始終堅持“中體西用”論的例子。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暢作題為“近代在華西人的港澳研究——以英國漢學家波大也為例 ”的報告。她以英國漢學家波大也關于港澳的研究為個案,對其所著文獻搜羅比勘,在此基礎上探討波氏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香港和澳門的風土、人民、事物、歷史的認識,同時展現這些文獻對于認識中西文化碰撞下香港、澳門變化發展的參考價值。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講師周勵恒所作報告題為“論晚清旅日學人的革命史書寫”。他探討了旅日學人對“革命”含義重新認識的過程、圍繞“法國革命史”性質的討論,以及對中國歷史上“易姓革命”的評價,從中揭示出維新派和革命派旅日學人對革命史不同形塑背后的政治較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毅作題為“近代學術轉型視閾下的歷史書寫——以1920-1930年代‘新聞史’為中心 ”的報告。他梳理了1920-1930年代中國“新聞史”書寫的演進歷程,以呈現專門史研究在引領中國近代學科建設過程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以及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社會及史學思潮轉變所形成的張力推動專門書寫范式轉換的機制。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仲民教授的報告題為“‘文變’與‘世變’:簡論清末民初的‘新名詞入詩’現象”。他由清末梁啟超等人援引譯介輸入大量日本新名詞說起,探討了新名詞日漸流行后被普遍濫用的“新名詞入詩”現象,并從這一現象引發的爭議深入因“文變”導致的“世變”及其影響問題。



      第二組“中外學術交流與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專題報告第二場由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尤學工教授主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彭春凌的報告題目是“章太炎與井上哲次郎的交往及思想地圖”。她首先介紹了井上哲次郎在近代中日思想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再通過相關史料的考辨確證章太炎與井上哲次郎在東京的交往,由此揭示章太炎通過井上哲次郎框定其周邊的重要閱讀對象,采擇支撐或組建自身思想的元素,二人思想軌跡高度相似,但關于進化學說的認識論和倫理觀卻大相徑庭。



      蘇州科技大學歷史系講師顧少華作題為“清末君史與民史說再檢討”的報告。他重新審視19世紀末年至20世紀初的新史學思潮,認為中西政治觀念的差異投射于史學層面而產生君史、民史之分,中國君史論說的步步推進,實質是清末時人在西方政治參照下對中國傳統政治特征的層累構造。而梁啟超在東渡日本后,轉而思考國家主體性問題,故未再提及民史。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尤學工教授的報告題目是“歷史教育論綱 ”。他首先對歷史教育的概念進行定義,再具體探討歷史教育的研究對象——歷史知識生產、傳播兩大環節,隨后提煉出學校歷史教育、社會歷史教育這兩個基本場域的關鍵問題,并對歷史教育研究有待拓展之處進行了簡要概括。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廉敏的報告題為“‘歷史理論’在近代中國的確立 ”。她梳理了古代漢語中“歷史”與“理論”兩詞的使用情況,指出中國古代通過“史”“理”等概念來表達“歷史”“理論”的相關內涵。近代以來,中國有選擇地吸收了西方的歷史理論,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進行了豐富與發展,使中國語境下的“歷史理論”具有獨特內涵。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張旭鵬的報告題目是“歷史理論的回歸:當前西方一種史學理論動向的反思”。他回顧了十九、二十世紀西方歷史理論的發展歷程,指出在經歷二戰后的衰落期后,歷史理論的探討于最近十年在西方史學界悄然回歸。張旭鵬通過對大衛·克里斯蒂安、大衛·阿米蒂奇、迪佩什·查克拉巴蒂三人歷史理論的介紹,分析其背后反映的社會危機與轉型,并總結了歷史理論在西方史學界回歸的鮮明特點。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傳常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薛明共同作題為“‘近緣學’與‘越南學’:近代中日學界與法國遠東學院”的報告。兩位學者揭示出中日學界對位于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認知、關注重點上的顯著差異,深入探討這種差異對中日學界與遠東學院交流成果造成的影響:中國學界只以遠東學院補自身域外漢學研究領域之不足,日本學界則致力于越南史文獻整理與越南史地研究,從而一舉奠定其在國際“越南學”研究中的領先地位。兩相比較,足以對當下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產生重要啟示。



      19日下午,會議采取分組討論的形式進行。

      第三組“現代化視野下的國學與西學”專題報告上半場由南陽師范學院漢文化研究中心鄭先興教授主持。



      鄭先興教授首先作題為“政與學:20世紀以來中國通史編纂的路徑及其旨趣”的報告。他認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通史編纂“救亡圖存”與“民族復興”的旨趣體現在20世紀初年的“新史學”、 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唯物史觀以及新世紀的“資治”專題之中;而基于知識訴求與構建的學術路徑及其旨趣,體現在大學講義、南高學派,以及新中國建立后編纂的參考資料與教科書之中。

      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吳忠良副教授的發言題為“南高學派與中國通史編纂”。吳忠良認為,南高學派主張通史與專史并重的同時,突出通史的重要性,從而致力于探討中國通史編撰義例,并在此基礎上努力實踐中國通史著述。南高學派的通史編纂體現了民族主義和尊崇傳統文化兩大特征。



      云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歷史學院顏克成副教授的發言題為《南高學派學人交往活動:基于<史學雜志>作者群的分析》。通過對《史學雜志》作者群的分析,顏克成認為南高學人積極吸引具有相同學術旨趣的學人進入《史學雜志》作者群,壯大了南方學術話語權。



      第四位發言的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庾向芳副教授,她發言的題目是《民國時期清史學的“新”與“舊”》。庾向芳認為民國時期的清史研究在史觀、史料、研究方法、編纂體例、研究領域等方面體現出東西方文化碰撞下中國史學承前啟后的特征。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張峰副教授的發言題目是《<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述評》。張峰認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出版體現了時代變局之特征,亦受到新舊學問交叉融合的影響,該刊對于中國史學由傳統走向現代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組“現代化視野下的國學與西學”專題報告下半場由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徐國利教授主持。



      首位發言的是河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記錄教授,他的發言題為“對‘通史家風’與‘斷代為史’的幾點認識》”。他認為,“通史”和“斷代”是傳統歷史編纂的兩種基本格局?!巴ㄊ芳绎L”旨在考察盛衰之變,多為史家所贊賞,“斷代為史”則意在樹立王朝正統。



      中國社科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靳寶的發言題為“‘善仕不如偶和’的史學關懷---<史記?佞幸列傳>書寫的思想背景”。靳寶認為,《史記?佞幸列傳》承接戰國以來“士不遇”的思想,關注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司馬遷為佞幸作傳從反面襯托出列傳追求的史學目標。



      中國社科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胡楚清的發言題為“‘勝天下之具’方可‘一天下’:論李燾的振興南宋方略”。胡楚清以李燾為例,分析了南宋史家以六朝史為參考所形成的以謀劃南宋“復興”為目的的史學論述。她認為,李燾對六朝史的書寫,反映了南宋內憂外患的歷史形勢,史學家對社會、政治的思考,亦體現了史學有用于時,有用于世的社會價值。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李長銀研究員的發言題為《溝通中西:胡適“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的建立及其影響再探討》。李長銀認為,“諸子不出于王官論”是胡適為駁章炳麟而作。胡適建立這一論說,有賴于以康有為為中心的晚清今文家言,還受到了克雷登、梯利、文德爾班等人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常文相的發言題為“明代商人、商業與國家體制關系研究的問題與視角”。常文相認為,以往的明代商人、商業及國家體制的研究取徑均是試圖尋找傳統中國“現代性”。較這種研究取徑而言,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為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的結構特質及演進提供了更合理的解釋框架。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徐國利教授的發言題為《民國時期顧頡剛學術價值觀的轉向及與傳統經世致用觀的離合》。他指出,民國時期顧頡剛的學術價值觀經歷了兩次重要轉向,與傳統經世致用觀有較復雜的離合關系,在中國現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求真與致用是顧頡剛學術價值觀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二者間雖存在張力,但并不矛盾,儒家經國濟世傳統和實踐理性精神在其學術價值觀的歷史闡述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10日上午,會議繼續以分組形式進行。

      第三組“現代化視野下的國學與西學”專題報告上半場由寧波大學歷史學系唐燮軍教授主持。



      第一位發言的是上海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陳勇教授,他發言的題目是“錢穆致王云五的一封未刊信函”。陳勇教授長期關注錢穆先生的書信整理工作。他以錢穆致王云五的一封信為例,闡釋了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出版前后諸史實。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王應憲副教授的發言題為“歷史辭典與中國現代史學”。王應憲副教授認為,中國近代歷史辭典的編纂與日本息息相關。自1910年代起,歷史辭典經由中國赴日留學生傳至中國,對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沖擊。近代歷史辭典編纂可分機構編纂與個人編纂兩種,前者以北京大學、世界書局等為代表,后者以顧頡剛、姚名達為代表。由詞條能看出辭典編纂者的治學旨趣。



      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講師李席的發言題為“歷史主義的內涵、源流及中西比較——兼論傅斯年史學思想的辨正問題”。他認為歷史主義的核心觀念孕育于人類普遍的生活經驗和歷史意識中,重審歷史主義有利于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學“選擇性接受”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建斌的發言題為“史源學對于檔案利用的啟示——以端方檔案為例”。張建斌以端方檔案為例,說明考察“第一手史料”形成過程中的蘊含著創作意圖與權力話語。檔案文本的生成具有復雜的歷史圖景,研究者在了解檔案內容的同時,亦應關注檔案文獻的生產過程。



      寧波大學歷史學系錢茂偉教授的發言題為“公眾史學:以人民為中心的史學”。錢茂偉教授認為,歷史學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學旨趣。公眾史學的研究對象是當代人民,其研究視野廣闊,能大大擴展歷史研究的范圍。錢教授指出,公眾史學科建設決定了歷史學未來的發展面貌,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的研究必須關注公眾史學科。

      寧波大學歷史學系唐燮軍教授介紹了其對《馮君木年譜簡編》的編纂情況。唐燮軍教授從研究動機,資料獲取情況,今后研究計劃等角度具體介紹了其對馮君木的研究。


      第三組“現代化視野下的國學與西學”下半場為小組討論,由上海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陳勇教授主持。

      發言中,陳勇教授認為,討論國學與西學的關系前,應先界定國學的概念。他提出“四部之學”仍是國學的基本意涵,研究者要立足本國的實際解讀中國的歷史文化。他還認為,學者應注意打破學科壁壘,以貫通的精神進行史書編纂。錢茂偉教授指出,國學與西學的關系問題,在鴉片戰爭之前并不存在。自西學東漸以來,國學經歷了從“踩在地下”到“重新拾起”的過程。當代學人應在中國重新走近世界中心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如何立足本土審視國學”,并在現代學術話語之下重構中國的學術體系。在鄭先興教授看來,學者應站在自己的國度反思國學。王應憲副教授談到,國學應以經史子集為中心。在研究國學與西學的互動時,應關注學術與政治的互動,學者應在積極融入世界學術環境的同時,應堅守中國文化的特征。盧夢雅副教授認為,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更加注重對西學東傳的研究,對東學西傳的研究較少。她認為,當下的法國的海外漢學界又出現重視通史編纂的取向,這一取向應為中國學者所重視。李長銀研究員認為,二十世紀以來國學和西學的互動是學術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話題。但二者互動的具體形態,交融的程度究竟為何,尚待大量相關實證工作加以厘清。



      110日下午230,“20世紀以來的中華學術與外來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行閉幕儀式,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應憲擔任主持。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陳衛平教授作題為“西方哲學的中國化與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的演講。陳教授講道,近代以來中國的哲學思考以向西方尋求真理為導向,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上做了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嘗試。西方哲學中國化可從社會層面和文化層面兩方面進行分析。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相互制約、變革、融合成為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環節之一,無意識地造成對西方哲學的“誤讀”,形成正反兩方面的影響。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路新生教授作題為“史詩‘互緣’:陳寅恪、錢鐘書史詩觀的歷史美學剖析”的演講。陳寅恪和錢鐘書是中國現代文史界泰斗級別的大師,1958年“拔白旗”政治運動的開展,陳氏文史之學開始受到批判,在所有批評陳寅恪史詩觀的學者中,錢鐘書無疑是最有分量的一位。但路教授從“歷史美學”的角度考察二者的詩史觀,發現二者的思想內涵是相合的。并進一步引申至當今史學研究現狀,史家常常自己充當歷史的裁判員,史著中根本無法看到“起源于心靈”的同歷史人物的對話。



      閉幕式致辭環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左玉河圍繞會議的組織形式、史學與經世的關系、如何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學術、話語體系等問題展開論述。左教授指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講求求真求是,探求歷史發展規律,這是其學術性的一面。另外一面是經世性,是學術經世,而非直接經世。學術離不開政治與現實關懷。史學家要用真實的準確的歷史知識貢獻社會,提供高明的歷史智慧,并提供豐富深刻的歷史教訓。最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胡逢祥對此次會議“20世紀以來的中華學術與外來思想”作總結發言,感謝諸位與會學者的精彩報告,希望今后能夠進一步增強彼此間的學術交流,共同進步。


      (供稿:李楠、舒鴻翔、李瑞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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