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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羅崗:20世紀中國革命與作為政治過程的“人民戰爭”

      發布日期: 2021-11-08   作者: 汪暉;羅崗;梁展;李放春;張翔   瀏覽次數: 10

      論文題目:20世紀中國革命與作為政治過程的“人民戰爭”

      作者:汪暉1羅崗2梁展3李放春4張翔5

      1.清華大學人文學院2.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3.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4.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5.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

      本文原載《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3期,轉自中國知網


      羅崗(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汪暉老師最近出版了他的“20世紀的中國”三部曲的第一本《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作為“世紀三書”(《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世紀的多重世界:帝國、革命與跨體系的運動》《世紀的綿延:重新政治化與齊物平等的哲學》)的“破題”之作?!妒兰o的誕生》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作為一種源自基督教世界的紀年概念,“世紀”何以成為理解現代中國歷史的“核心概念”:“世紀”紀元在中國核心地位的確立,不僅意味著源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習俗的時間概念——如干支紀年、王朝紀年、黃帝紀年、孔子紀年等——逐漸邊緣化乃至徹底失效,而且“世紀”——更具體地描述,也即“20世紀”——作為一種“異質化”的、來自“他者”的時間意識,更進一步地將這之前的一切時間概念都重構為“20世紀”的“前史”。這就是汪暉所強調的:“對于20世紀的歷史敘述需要采用一種顛倒的方式加以理解:20世紀不是其前史的結果,而是其前史的創制者?!币虼?,現代中國意義上的“世紀”的“誕生”,無法簡單地比附阿瑞基的“漫長的20世紀”或者霍布斯邦的“短暫的20世紀”。盡管兩者從不同的歷史構想出發,質疑和挑戰了資本主義的霸權,但就時間意識而言,依然是從西方內部的歷史著眼,把“世紀”作為普遍性的、同質性的“時間概念”推廣到全世界;而“非西方”的、遭侵略的、被“現代化”的中國的“世紀”誕生,其前提必須是對這種普遍化的、同質化的“時間”的“抵抗”,同時,這種“抵抗”并不是回歸到傳統,而是與形形色色的“傳統”斷裂且在“斷裂”中“再造傳統”。正是這種“毀滅性創造”和“創造性毀滅”相互交織的特性,構成了“中國革命和政治的邏輯”。

      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來檢討作為“世紀”起點的“十月革命”的成敗得失,固然可以從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觀點與立場評判“十月革命”的經驗教訓,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從“亞洲的覺醒”的角度來看“十月革命”的影響與意義。前一個視角可以稱之為“歐洲內部視野”,這一視野也自然會延伸出對中國革命的評價,譬如邁斯納認為中國革命在現代化建設上成就不少,社會主義建設卻乏善可陳,其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打上了濃厚的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色彩。相比之下,要把握“十月革命”的世界史意義,“亞洲的覺醒”這一視角必須進一步凸顯。就打破“歐洲內部視野”而言,這一視角可以說是“全球史”的“外部視野”,但從非西方的第三世界來看,“亞洲的覺醒”又成為了一種“內部視野”。從這個亞洲的、第三世界的“內部視野”出發,重新理解“十月革命”及其失敗,不只是可以打破之前歐洲視野的限制,即使同樣面對“失敗”,也能夠產生不一樣的對“失敗”教訓的總結。譬如在亞洲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斗爭中,“民族自決權”不是導致民族分裂而是指向民族團結,指向如何從帝國主義的奴役中掙脫出來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在這個意義,標志著“世紀”的“誕生”的,必然是既被普遍性的時間霸權全球擴張所孕育的,卻也被用來打破這一霸權擴張的“革命”。

      中國革命”就是這樣一種“革命”,“20世紀的中國”也即由這一“革命”的發生、展開、挫折與變化所塑造的,由此形成了許多非常寶貴、值得珍視、需要不斷重返的歷史經驗,其中“人民戰爭”的理論與實踐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方面“人民戰爭”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過程中,形塑了黨、軍隊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新型關系,“人民”在新的關系中成為了新的政治主體;另一方面則是在今天特定的語境下譬如中國的“全民抗疫”和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人民戰爭”可以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這一理論還是否具有重新激活的可能?正是出于上述的問題意識,我們邀請了汪暉老師和梁展老師、李放春老師、張翔老師圍繞“人民戰爭”這一話題展開討論,先請汪暉老師做主題發言,然后三位與談人再分別發表意見,謝謝大家的參與!

      一、“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具有原創性的發明

      汪暉(清華大學中文系/歷史系):今天的歷史語境非常不同?!叭嗣駪馉帯碑a生于20世紀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在今天我們經常說的是全球化、城市化,即便有逆城市化、逆全球化,也與當時的語境非常不同。那么為什么還需要討論“人民戰爭”,這個經驗對于今天思考問題有什么樣的意義?我覺得有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回答。

      第一個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我們看當代全球各個地區不同狀況下的政治發展的話,我個人認為可以將代表性斷裂看作是政治危機的一個癥候,許多政黨的普遍代表性出現了危機。此外國家的政治形態與社會形式之間也出現了脫節的現象。

      第二個方面是,伴隨著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低落,在全球范圍內,出現了此起彼伏的不同的社會運動。歐洲、美國或其他地區都有這樣的狀態。這些狀態中,一般來說對于政黨和它的組織形態,都抱有很深的懷疑態度,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運動缺少真正的領導力量、明確的政治綱領,以及與之相匹配的短期和長遠的戰略。由于這些運動不能把抗議的運動和持久的社會實驗相結合,也就難以形成新的政治主體。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觀察不同地區,會發現運動所形成的主體,所謂的“我們”只是臨時聚合的一個群體,因此它不能形成持久的政治過程,這也就是“人民戰爭”條件下群眾運動和當代的各種社會運動之間非常重要的區別之一。我們很難簡單地用過去批評現在,或者反過來,但是條件變化對思考這個問題確實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從前一個時代,無論是運動的角度,還是政黨的角度,或者國家的角度,如何從20世紀中國革命中學到一些經驗和教訓,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從政治理論的角度說,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印度早期的庶民研究,是以農民運動為觀察對象的,但它影響最深遠的是第二代提出所謂庶民能否說話的核心問題,這是對前一個階段研究的質詢。放回到中國革命的語境當中,這個問題可以很自然地置換為,農民的革命訴求似乎是由知識分子或者政黨賦予的,到底是不是能夠反映他們內心的聲音?所以,中國革命的大眾政治是不是只是精英由上至下操控的結果?在當代的勞動分工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將這個問題移置于中國革命運動的語境中,也就不免把我們自身的處境設定為一個普遍的狀態,反而錯失了從過去的經驗當中學到一些東西的可能性。

      舉例來說,“人民戰爭”中最主要的口號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暗饺罕娭腥ァ?,是很早就有的共產國際的口號,號召革命者尤其是精英分子投身于群眾運動,教育群眾,發動群眾。但是從群眾中來,卻是人民戰爭的產物,群眾并不是自發地存在,而是一種政治性的、具有主體能動性的存在——后面還會講到群眾是怎樣構成的——在軍隊和其他各個層面產生出作為政治主體的群眾,這個群眾的形成,也就是所謂“我們”的形成?!拔覀儭痹谶\動當中,不是舊的,自發的存在,而是一個全新的主體。在這個意義上,群眾路線,不僅改變了大眾,而且也改變了投身大眾運動的精英,他們匯合為一個新的、一體的“我們”。當然這是理論性和想象性的描述,不過還是可以用來回應和理解當年的社會主義運動產生出的分歧。比如羅莎·盧森堡曾經批評十月革命以后的布爾什維克黨,她說布爾什維克從左的方面犯了考茨基從右的方面犯的錯誤,也就是把民主和專政對立起來。列寧說資產階級國家是鎮壓工人階級的工具,社會主義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的工具。這樣的觀點,忽略了一個本質,也即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不需要對全體人民群眾進行政治訓練和教育,而對于無產階級來說,這種訓練和教育卻是深層的要素,是空氣,沒有它,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存在。換句話說,通過這樣的一個批評,指出當年的蘇維埃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

      這些都是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提出的重要問題。在今天面臨新的政治條件,我們重新回顧這一段歷史,討論“人民戰爭”和在“人民戰爭”中產生出的“人民”或者“人民大眾”這個政治主體,確實很有意義。我們的討論不是簡單照搬,或是回到過去,而是希望從中學到一些東西。

      首先我來談一談作為“政治范疇”的“人民戰爭”和它的形成。形成“人民戰爭”有幾個前提。從歷史上來說,它基本上是以1927年大革命失?。▏埠献髌屏?,以城市工人和知識分子為中心的社會運動轉入低潮)作為它的開端。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大革命也可以說是一個開端?;旧衔艺J為主要有五個方面構成“人民戰爭”歷史形成的前提:

      第一,首先從城市轉向了鄉村。這個轉向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后面的四個變化都與此有關。原來運動所設想的以工人運動為主體的運動的狀態一旦轉向鄉村以后,將會面臨完全不同的社會群體;

      第二,從中心的區域轉向邊緣的區域。原來革命是在上海、武漢等具有早期工業化背景的地區展開,現在轉向了最落后的鄉村和邊緣地區;

      第三,從以占據人口極少數的工人階級為中心轉向以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民為中心;

      第四,從共產黨原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治理念——這個理念并沒有放棄——轉向以“再分配土地”為號召的土地革命;

      第五,從先鋒政黨的政治運動轉向以軍民關系、軍政關系、黨軍關系、黨群關系為中軸的“人民戰爭”。

      以這些轉折為起點,中國革命從1930年前后,開始了一個以邊區政府為中心向全國擴展的,由下至上的,建立自己新政權,奪取政權的運動??谷諔馉幈l后,伴隨抗戰全民動員和第二次國共合作,“人民戰爭”進入了新的階段?,F在大家經常提到的,在電影電視中最??吹降氖墙夥艖馉幍膭倮?,就是人民支持軍隊取得了勝利,新中國的建立也是以此為基礎。

      這是“人民戰爭”的歷史脈絡,而要解釋它的政治含義,首先要對“人民戰爭”作出理論說明。我在這兒作幾點理論解釋,和剛才提到的幾點歷史條件相互呼應:

      一是“人民戰爭”發生在戰爭條件下,但它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概念,而是一個政治范疇,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在20世紀中國獨特條件下,“人民戰爭”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也是創造與這個政治主體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它的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

      二是在“人民戰爭”中,現代政黨的代表性關系被相當大地甚至是根本性地轉化了。以農民為主要內容,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外殼的“人民”或者“人民大眾”這個主體的誕生,促成了一切政治形式的產生與轉型。這些舊的政治形式在這個過程當中發生變化了,比如說蘇維埃政府、邊區政府、政黨、農會、工會、婦聯等等,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和政治組織,都在發生著相應的變化;

      三是在“人民戰爭”當中,政黨的階級基礎發生了變化。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時候,最初主要是由一些被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成的,他們和工農的關系,甚至還不如國民黨和工農關系深厚。許多學者已經做過這方面研究,一大時,黨員中工人出身的非常少,到1922年二大時,黨員中工人的比例只有10.7%,1923年也只有37.9%,以后慢慢提高。在1925年和1926年,由于國民黨接受“聯俄、聯共”的政策,國共聯合起來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出了新的前提,就是政黨組織和大規模的工農運動連接起來了。

      在這個意義上,“人民戰爭”的最初萌芽,的確是發生在大革命時期。國民黨在北伐時期的主要政治創新也集中于兩點:一是擺脫舊軍閥,建立新型的黨軍;二是和共產黨一起從事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用群眾運動配合北伐戰爭。所以,“黨軍”的概念,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在最初的階段,不完全是共產黨的發明,而是仍然處于革命階段的,受共產國際影響的國民黨的某種創新。但在1927年之后,國民黨逐漸地放棄社會運動,伴隨著黨國一體,軍隊的政治性也就隨之逐漸衰弱。與此相對應的就是共產黨方面,由于大革命的失敗,反而產生了真正的新型的“人民戰爭”,促成了政黨和社會關系的轉型。不過,這也有一個逐漸轉變和調整的過程。在大革命失敗后,比如說由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他們主導的或者主張的城市暴動工人斗爭,也完全不同于之后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為軍事戰略而展開的“人民戰爭”。

      放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人民戰爭”的形成有這樣幾個主要的標志:

      首先是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軍隊的結合。這一點我認為非常重要。因為以后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武裝斗爭正是政黨和軍隊的結合。這在早期的共產黨是沒有的,直到“三灣改編”才開始。改編主要的內容一般說是支部建在連上,這顯然是黨和軍隊之間一種獨特的新的結合模式,另外就是以官兵平等為目的成立士兵委員會。前者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后者則是軍隊中群眾路線的實踐。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只有當士兵有了自己的組織,黨才能在軍隊中找到自己的群眾。所以,三灣改編確立黨對軍隊領導的里程碑意義,這是公認的。但是,事實上三灣改編同時也改造了黨的政治基礎和組織模式,也就是黨和軍隊群眾之間形成了有機的、整體性的關系。黨群關系的問題在軍隊內也是存在的,不僅是軍民關系,在軍隊內部也存在著群眾和黨的關系問題。

      其次是致力于全國解放,但植根于土地和人口的,與其他的革命勢力發生持久關聯的根據地的形成,為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紅色政權的結合提供了前提。也就是說,根據地政權的建設,使得政黨和政權之間構成了一種結合。政權建設是中國革命和其他國家的革命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說十月革命,它常常是暴動以后產生出新政權,但中國革命從1930年代初期就開始了蘇維埃政權的建設,這是一個漫長的革命和政權建設同時進行的過程。所以“人民戰爭”的關鍵成果之一就是根據地紅色政權的確立。紅色政權主要政治形式就是邊區政府,或者邊區的蘇維埃。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也說過: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他所說的紅色政權,就是指這些夾雜在白色政權統治地區之間的小塊的紅色邊界地區。這樣的邊界地區發生的土地革命,與邊區政權結合在一起,也與紅軍赤衛隊等地方武裝結合在一起。這些結合特別是與政權的結合,使得分配土地的問題、組織地方武裝的問題、組織生產的問題等一系列問題出現了。也就是說,邊區政府是日常生活的一個組織形式,也要借鑒中外歷史上的國家經驗;但這個政權形式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國家,在持續的政治和戰爭動員中,它是獲得自覺的階級的一個政治形式。所以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毛澤東也說,中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國家,而是一個內部發展

      均衡的、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國家,在這個條件下,軍閥依附不同的帝國主義,從而國家內部的分割局面變得不可避免,正是這個局面產生出階級統治的薄弱環節。這就是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外部條件。革命時期形成的國內動員,要像火種一樣存活下去,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而幸存下來的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得不探索一條不同于以往的道路。這個政黨試圖在戰爭條件下,獨立地建立武裝割據的紅色政權,通過政黨、軍隊和大眾政治的結合,創造出“人民戰爭”的新政治,這就是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內部條件。

      再次是政黨在“人民戰爭”中通過土地革命而與農民為主體的大眾的結合,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創建江西蘇區革命根據地是“人民戰爭”得以展開的一個里程碑;在根據地,土地改革和武裝斗爭成為政黨政治轉化為大眾運動的一個基本的方式。由此,井岡山斗爭的中心問題就變成了革命戰爭條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黨和軍隊結合,黨通過軍隊跟農民運動、土地改革之間的結合,黨和它領導下的蘇區政府對經濟生活的管理,黨在民眾工作中展開的文化運動,不但改變了革命的具體內容和中心任務,而且通過政黨、軍隊、政權和農民運動的多重的結合,創造了一個全新的、以農民為主要力量的革命政治主體,這就是“人民戰爭”的政治基礎。將農民階級鍛造為革命政治主體需要一個持續的政治化過程,農民階級對于土地問題極為關注,卻不可能自發地對共產黨人的最終政治目標產生呼應。如果說分配土地符合農民的利益,但讓他們投身最終消滅私有制,或者另外一種方向的歷史運動,卻違背他們的階級本能和社會訴求。正因為如此,如果沒有將黨、軍隊和蘇維埃群眾統合為一的政治進程,所謂新的政治主體是不可能出現的。這就是十月革命后,在俄國實行的土地政策被盧森堡所批評的原因。如果不迅速轉向土地的集體化,而是重新再分配土地,這會創造出一個比之前對革命更加敵視的、更加強大的社會階層,因為土地改革后給農民分了土地,他們獲得的這個利益和社會主義目標之間,發生了對立。但中國革命的進程恰恰和盧森堡所說的非常不同,它通過人民戰爭的幾個結合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進程在戰爭當中展開,同時賦予“人民戰爭”與其他的戰爭形式不同的特點。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這個命題包含了人民戰爭的一般原則。因為:第一,只有動員和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第二,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還必須要有地方的武裝和民兵。更重要的是,兵民的范疇和軍事的斗爭密切相關,在以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為中心的政治過程中,不但兵改造了民,而且民也重構了兵,進而也重構了黨和政權的政治基礎。

      第四點就是“人民戰爭”不僅僅是一個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同時也還是一個文化的過程。這個文化過程,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從30年代末到40年代,出現了民族形式的大討論,出現了大眾文藝、人民文學、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等一系列新命題。民族形式的討論起源于1938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報告中他說了這樣一段話: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也就是說,按照中國的特征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急需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由此可見,“中國化”的問題、“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問題,是在“人民戰爭”中出現的。無論是民族形式的討論,還是大眾文藝、人民文學的討論,甚至包括魯迅在1936年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些口號在我看來都是“人民戰爭”文學的口號。這個問題實際上需要解決的是國際和國內的關系。因為共產主義運動是帶有國際主義的獨特的運動,然而在民族解放戰爭中,需要處理國際和民族之間的關系,毛澤東說,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能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當中的實施。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關系,和民族的關系都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在“人民戰爭”中,尤其是,在“抗日戰爭”中,民族問題而不是階級問題,成為它的主導性問題。但這并不等同于說階級問題不再是重要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中,民族問題相對于國際問題,好像是地方性問題;但同時,時代又是普遍性的、世界性的。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中國化同時還涉及中國共產黨本身需要和中國社會自身重建新的聯系,換句話說,黨本身也處在中國化的過程中。而這個中國化,在當時由于戰爭,由于離開中心城市進入到鄉村,不得不和一定的民間形式,尤其是它所依賴的、需要動員的人民大眾,也就是以農民為主體的這些大眾發生更加血肉相聯的、密切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人民戰爭”的文化,也是當自身發生轉變的重要契機。它需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改變自己,同時也鑄造出新的政治的主體。

      第五個方面是“人民戰爭”由于具體的歷史條件的變化,相應地發生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轉化。所以,國內的階級關系、敵我矛盾,在“人民戰爭”的條件下也同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許多過去被社會主義運動作為斗爭對象的那些階級和社會群體,在“人民戰爭”當中,在民族解放戰爭當中,發生了轉化,成為團結的對象。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隨著政治關系發生了變化,新的“統一戰線”思想在“人民戰爭”中出現了。

      與“人民戰爭”這個問題直接相關的,還可以在兩個方面有所深化:一個是為什么“人民戰爭”必然是“持久的戰爭”?毛澤東熟讀各種兵書,他在《論持久戰》中引用了西方的克勞塞維茨,很多人也說他受了孫子兵法的影響,毛澤東到底是不是直接受到孫子的影響,我們不好說。但《孫子兵法》一個重要的原則是,所謂“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毛澤東在戰爭中重視人的作用,強調戰爭中存在著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還有許多具體的戰法,確實與中國古典智慧有關,但孫子反對進行長期的戰爭,“故兵貴勝,不貴久”,毛澤東則強調抗日戰爭必須是持久戰。持久戰除了就戰爭的戰略而言,實際上指出了中國革命作為一個漫長的革命,是持久戰的一個重要特征。而歷史上其他幾個主要的革命,如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都是非常短暫的革命,以后再發展變化。中國革命是漫長的、持續的,不是由一個標志性事件能夠標志出的這樣一種“漫長的革命”。除了在戰略態勢上敵我力量的對比懸殊之外,最重要的是新的戰爭主體的形成需要時間,這個戰爭主體不僅是兵源的問題,也是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大眾形成的問題。這點也和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相符合,美國學者邁斯納曾經指出,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社會各個階層的軟弱性。他說中國社會存在著一個弱小的資產階級和一個更弱小的無產階級,但是弱小的還不只是這兩個階級,中國社會的特征是所有社會階層都軟弱,而伴隨著處于不發達狀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是傳統的豪紳地主的統治權力和聲望的衰落。農民雖然占據人口上的大多數,但農民作為政治主體和政治階級其實還沒有真正形成。與這個社會結構上特點相伴隨的,是政治軍事理論和社會經濟力量之間一種分離的趨勢,這種趨勢和歐洲以及其他社會的新階級誕生的一般狀況非常不同。正因為如此,通過高度組織化和政治化的方式,也就是能動的方式,將原本處于軟弱狀態的社會階層,轉化為遠遠超出其結構性軟弱位置的全新的主體,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基本路徑。一個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政黨,一個通過土地革命斗爭,以創造新型的革命階級的社會運動,一個能夠將這些斗爭要素全部組織于其中的政治軍事形式,一個能夠將國內掃除舊的社會關系的斗爭和國際反帝運動相互鏈接的一個世界的圖景,構成了這個轉化的基本條件。這就是持久戰為什么不只是戰爭的戰略問題,同時也是中國革命作為“漫長革命”的一個特征。另一方面則是“人民戰爭”具有自身重要的特征,而與其他形態的戰爭區分開來。我覺得,“人民戰爭”和“總體戰”的對立是20世紀革命戰爭的重要特點。一般而言,總體戰的形態是法國大革命之后逐漸形成的,也是民族國家的政治社會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必須形成全面動員時代的戰爭形式。魯登道夫在《總體戰》中也是這樣討論“總體戰”概念的?!翱傮w戰”最重要的特點是其戰爭形態不僅針對武裝力量,而且針對民眾。因為總體戰是民族國家戰爭,需要動員全體國民。在二戰中日本就是用總體戰,在總體戰中人民同樣構成了它的主體,但“人民”是“國民”,是在“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民”。這就涉及到在“總體戰”的框架下,政治是什么?政治只是戰爭的實際延續嗎?大家注意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一個論述,他說戰爭是政治的持續,是政治的一個更高形式;而魯登道夫在“總體戰”中,把政治看成戰爭的持續。所以,民族國家本身意味著總體戰的必然形式,總體戰由于與歐洲民族國家形式相適應,它具有了更加客觀的、科學的進程,它的總體性是與民族國家的總體性聯系在一起的。在中國,“人民戰爭”正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總體戰”的過程中出現的戰爭,中國處于半殖民的狀態,即不存在歐洲民族國家整體民族動員的總體態勢,所以,需要用新的戰爭形式,也就是革命戰爭的形式,形成新型的戰爭主體?!叭嗣駪馉帯笔歉锩膭訂T,它同時伴隨著內部的社會改造。這和簡單地在民族國家的主權內部確定內外的一般模式是不一樣的。由此看來,“人民戰爭”在20世紀的戰爭中,它不完全從屬于一個國家的邏輯,盡管它是民族解放戰爭中極其有力的一個方面。

      從政治的結果來說,“人民戰爭”首先創造了和歷史上的政黨全然不同的政黨的類型。政黨有不同的類型,比如一黨、多黨或者多黨合作等等。在這里以中國的獨特性來說,由于戰爭和大眾運動的獨特聯系,使得政黨,也即我稱之為包含著超政黨要素的超政黨具有了新的特質,超政黨要素就是黨和群眾運動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與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之間也有著密切關系?!皬娜罕娭衼?,到群眾中去”的方針,使得政黨本身盡管是嚴密的組織,但同時它也具有大眾運動的特點,同時它又是一個超級政黨,也就是說黨具備對國家機構和政權運動的直接領導和直接介入。這種獨特的政治形式是在20世紀人民戰爭中產生出來的。其次,它創造了在歷史上與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以農民為主要成員構成的階級主體。在這之前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運動都圍繞工人和工人階級展開,可是在20世紀中國革命中,雖然城市工人階級依然是中國革命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毫無疑問,主要成員構成是以農民為中心的階級主體。這時產生的人民大眾,是一種新型的政治主體。再次,它探索了一條不同于城市暴動和革命為主要模式的革命道路。這也是到六七十年代之后中國革命的經驗對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重要影響的原因。最后,黨不再只是作為黨來運動,而同時必然是軍事性的、群眾性的運動,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運動。伴隨著中國革命由于邊區政府和蘇維埃等的成立,這些有機關系擴散到了政府和群眾的關系之中,在人民戰爭的條件下,黨和根據地政府處理的不是簡單的軍事問題,而是日常生活的組織問題,這就產生了政黨和政府的群眾路線問題。它的主要內涵是要為最廣大群眾謀利益,是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邊區政府或蘇維埃同時也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用盡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生活,取得了群眾對于政府的信任,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支援戰爭,粉碎圍剿等等。因此,人民戰爭不僅是采用軍事斗爭的手段消滅敵人的方式,而且也要處理土地、勞動、柴米油鹽、婦女、學校、集市貿易甚至貨幣金融等等,構成人民生活內容的主要問題。軍事和日常生活的相互滲透和轉化成為人民戰爭的核心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群眾路線是人民戰爭的基本策略,它是政黨的政策,也是重構政黨的方式,因為一方面如果沒有組織,我們就不知道群眾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和群眾打成一片、向群眾學習的過程,組織就是沒有活力的、凌駕于群眾之上的一個結構。

      綜上所述,可以說“人民戰爭”創造了一個新的重新理解經濟、社會、政黨等一系列政治范疇的政治條件和背景。也就是說,先前的政黨是不可能創造以農民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只有通過人民戰爭而自我重構了的政黨,才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一個使命。

      所以,相對于源自19世紀歐洲和20世紀俄國的政治現象和政治概念,如政黨政治、蘇維埃政府等,“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更具有原創性的發明,不理解“人民戰爭”就不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獨特性,也就無法理解這個革命中黨的建設與此前政黨政治的深刻區別,也就不能理解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等在20世紀中國產生的獨特政治范疇的歷史內涵。

      二、“人民戰爭”與中國革命的獨特性

      梁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關于汪暉老師的“人民戰爭”,大概在2013年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這篇長文中就已經非常熟悉了。汪老師補充的理論,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要以“人民戰爭”理論的解釋框架來回應一些問題。比如當代的,或者往上推,到上個世紀30年代西方左翼對斯大林、蘇聯的看法。他們把蘇聯政治看成是少數政治精英的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汪老師的“人民戰爭”理論回應了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及其領導性質的指責。長期以來對中國革命戰爭中形成主體的解釋,過往研究只是套用馬克思的經典理論,或者把它看成是容易的東西;如何看待并解釋中國共產黨將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支撐的無產階級,或者將列寧主義理論中的無產階級主體置換為農民和工農聯盟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主體,這是汪老師“人民戰爭”理論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要解釋這種“置換”的政治或者說“置換”的過程,首先需要將之理解成一種“政治過程”,汪老師的原話是“政治范疇”。在革命和戰爭年代中,中國共產黨如何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為樞紐去動員和組織最廣大的群眾走向革命的道路。在抗美援朝戰爭這篇文章里,汪老師首先提出了一個作為政治范疇的“人民戰爭”,認為“人民戰爭”才是中國革命中更具原創性的發明。這是汪老師這幾年來比較重要的理論發現。他的核心論題是“人民戰爭”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也是創造與這一政治主體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它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在“人民戰爭”中,現代政黨的代表性關系被根本地轉化了,汪老師指出,這也是回應現代世界范圍內政治代表性危機的理論發現。以農民為主要內容,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外殼的“人民”這個主體的誕生,促成了一切政治形式的產生和轉型。

      從世界近代歷史范圍來看,政治革命主體先后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第三等級,如西耶士的“什么是第三等級”,就是把所謂革命的主體或者是民族國家的主體看作是勞動等級,認為民族國家真正的主人是勞動等級。而到了黑格爾那里,土地貴族成為一種普遍階級,到了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主張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主體。這是經歷了前后發展的一個過程。在西耶士看來,國家和民族是屬于真正從事勞動的第三等級,而不是貴族和王公。第三等級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普遍等級。在黑格爾看來,勞動階級及第三等級,受附于自身的個人欲望和利益局限,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國家和民族的建設。只有擁有土地財產的土地貴族才能夠擺脫私人利益,全身心地貢獻于國家和民族。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把土地貴族,即擁有足夠財產能夠保證個人自由的這樣一種土地貴族看作是一種普遍階級。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指出,土地貴族只能代表有財產的階級,或者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利益才能夠真正代表全人類解放的利益。這是他對主體尋找的最終結果。

      在歐洲近代的歷史上,社會主義革命始終伴隨著無政府主義,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甚至可以說無政府主義的歷史,要早于社會主義運動,也比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更為長久。即使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降蘇東陣營這樣的潰敗之后,無政府主義作為反抗資本主義體制的手段依然具有非常強大的吸引力。毋庸否認,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從歐洲大陸傳來,經由日本的翻譯,成為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者反抗清政府的思想武器。我們知道,在1904-1905年日俄戰爭之后,日本為了實現瓦解俄國在遠東的勢力,有意庇護和收留了大量反對沙皇統治的無政府主義者。包括當時受沙皇迫害的知識分子,很多都流亡在日本,使當時的東京不僅成為亞洲革命者的聚居地,也成為了全世界無政府主義活動的中心。于是,俄國的無政府主義和法國、意大利無政府主義思想,成為章太炎、劉師培等種族革命者手中的思想武器。然而劉師培很快就放棄了無政府主義的學術和主張,轉而在《共產黨宣言》的指引下,轉向對中國占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的同情和動員。實事求是地說,將無產階級主體在中國當時的現實情境下置換為農民階級,這樣一種置換的政治在思想領域,是由劉師培為代表的旅日的無政府主義者完成的,這是我以前寫過的一篇文章中著重探討的一點。青年毛澤東也曾經為無政府主義的學說所吸引,也閱讀了大量的無政府主義的書刊。從早期的文稿中可以了解到,在1928年之前,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毛澤東認識到了無政府主義運動缺乏有效的組織方式,因此他無法從現實政治層面找到更有效的革命策略。于是從事革命實踐活動的毛澤東,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將革命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廣大工農結合起來,即如何找到一種政治手段,作為一種中介,將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從而將兩者結合塑造成為中國占大多數人口的“人民”。這個政治過程,按照汪老師的表述,就是“人民戰爭”。剛才汪老師也把“人民戰爭”的解釋框架和論述范圍試圖提高到抗日戰爭時期,包括魯迅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倡導,也是非常合理的。

      人民戰爭”,就我理解,從汪老師的文章和講述中可以看出,它是一種特殊的政治過程。就戰爭的形態來說,它既非封建的戰爭,也非歐洲意義上的中世紀到近代早期的宗教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戰爭,也不是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戰爭,而是“人民戰爭”,是中國人民擺脫封建束縛,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解放戰爭。它所體現的不是王權爭奪,以及在宗教利益和政治利益掩蓋之下的經濟利益,而是直接的、真實的政治利益的爭奪。與列寧主義的建黨理論不同,“人民戰爭”所采取的方式不是所謂先進意識形態的機械灌輸,而是一種將軍事斗爭和日常生活、文化創造結合在一起的有機的組織方式。這與無政府主義的公社不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無政府主義小規模的公社諸如勞動營和改造營等等非常多,但最后都失敗解散了。失敗的原因在于它們不能夠形成一個有力的統一的組織。與此相比,“人民戰爭”這樣一種動員手段,它能夠動員最廣泛的中國民眾,也就是“人民”。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是具有超級政黨因素的超級政黨。這是汪老師的重要的論述。

      由此看來,首先,人民戰爭創造了有組織的政治主體,這是無政府主義所迷戀的無組織、反組織的自由人的對立面,因此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當今世界和中國范圍內,“人民戰爭”成為了對抗資本主義體制肆虐的主體的重要資源,成為形塑集體主體的重要資源。其次,人民戰爭作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過程和政治范疇,不同于列寧主義政黨所依賴的灌輸政策。在最廣大的中國人民中間創造了富有實踐經驗和智慧的中間環節,從而創造出了一個有自覺政治意志的集體主體。

      接下來我想談一下“人民戰爭”延伸出來的問題,即近年來在抗美援朝戰爭研究中存在著的將戰爭單純地視為民族主義戰爭的趨勢,也即關于戰爭研究的去政治化趨勢。這不但存在于抗美援朝戰爭的研究中,而且也存在于60年代美國發動的越南戰爭,也即被稱為冷戰中間的熱戰的研究中。我的問題是,在《二十世紀中國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中,汪老師曾經提到過(但是沒有展開),1978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它不同于朝鮮戰爭也不同于解放戰爭。那么這種不同之處在什么地方?它是否能通過“人民戰爭”得到再一次思考、理解和解釋呢?

      李放春(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我這些年在關于中國革命的思考中,比較關注中國革命的獨特性。我覺得汪老師關于“人民戰爭”的討論,從一個非常獨特也非常深入的角度展示了中國革命,特別是在世界全球革命史的范圍內,比如說和俄國革命的比較中,觀照了中國革命的獨特性。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效的。但這種觀照,它又不僅局限于我們一般意義上歷史的考察,它有一種政治的關懷在里面。通過重新審視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也在嘗試尋找激活中國革命歷史經驗中最具有原創性的東西。

      今天聽到汪老師關于“人民戰爭”的思考,這是一個非常深入、系統的關于中國革命原創性的理論思考,是我原來沒有接觸的。在談到“人民戰爭”的時候,盡管“人民戰爭”的內涵,我們可以從大革命時期講起,但是從概念的角度來講,應該說在抗戰之前,還是以階級為主的這樣一種話語方式,到1935年以后,特別是在抗戰期間,“人民”正式躍上了革命政治的舞臺,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過去中共的話語修辭。毛澤東在討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也講了,我們過去的追求是要建立工農共和國,但是今天我們要建立人民共和國,那么為什么要做轉變?因為在新的政治形勢下,也即日本帝國主義進來以后,按毛澤東的說法,極大地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系,因而作為革命政黨在策略上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在這個意義上,中共提及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我們不僅僅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代表,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代表,這樣一種自我認同,或者說政治認同、政治表達,應該說是“人民戰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遺產,它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1935年以后提出的人民共和國,或是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其時所講的“人民”,我覺得一個比較關鍵的點,應該是在民族資產階級這一塊上。我看到您在關于“人民戰爭”的理論闡釋當中,主要還是強調了政治主體的轉換和鍛造,就是放到農民階級長期的政治化這條線索上的思考??墒侨绻覀兓氐矫珴蓶|的政治文本當中,人民政治范疇在我看來好像更具有政治挑戰性和理論挑戰性,這其實關涉到如何處理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問題,以及這個問題如何擺到關于“人民戰爭”的整體的思考之中?這是我想提出來向您請教的一個問題。

      關于從階級到人民的話語轉換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提出來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我的理解中,如果沒有長期的“人民戰爭”這樣一種政治經驗的話,很難從理論的高度上闡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樣一個重大的政治命題。我個人覺得,這也是“人民戰爭”政治遺產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因此也想提出來跟您請教交流。在我看來,人民內部矛盾這樣一個概念,它相當程度上是有一種大于階級的政治考量和政治氣魄的;而這樣一種政治氣魄相當程度上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特殊時刻,長期的武裝斗爭中鍛造出來的。這樣一種認識實際上就是說,中國革命有很多東西相當程度上是超越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論述和規范,我覺得在“人民戰爭”當中,它關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思考,以及延續到1949年以后關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思考,都展現了中國革命經驗的獨特性,在我看來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中國革命者的思想上的原創性。

      張翔(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今天我嘗試著把汪老師提出對“人民戰爭”的理論闡釋放在思想史和學術史的整個脈絡中間來看待。相對于汪老師十年前那篇討論抗美援朝戰爭的文章,他今天對“人民戰爭”的闡釋更系統,并且進一步把以前不是那么強調的一些問題強調出來了。在我個人的理解中,最明顯的是關于中國革命非常關鍵的一方面,也就是從農村包圍城市過程中,農民的中國革命主體的鍛造。在“人民戰爭”的整個系統性的理論概括中,這是一個重點?!叭嗣駪馉帯钡母拍?,在20世紀尤其是在革命戰爭期間,包括毛澤東,還有其他理論家的自我表述中已經存在。但在汪老師今天的梳理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它的相對位置,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這里面我覺得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理論和實踐本身的創造性問題。創造,既是指理論,也是指實踐創造,是就兩個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是對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包括民族解放運動的整個運動進程的創造。還有一方面是對于中國傳統社會,也包括農民戰爭的各種武裝斗爭形式,以及政治過程的創造。這里一個比較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它的關鍵性的變化在哪里,它有哪些新的要素?這種新的要素,以及新的政治能力,是從哪里來的?它的條件是什么?“人民戰爭”作為一個政治過程,是不是新的,它在哪些地方實行?這些問題就毛澤東自己的話說,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怎么去看這樣的一個進程?如相對于以往的農民起義,它的突破性變化在什么地方?我覺得這是非常核心的一個方面。另外,它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繼承,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本身的條件的綜合性分析中產生出來的政治過程。我覺得這不僅是一個自信的過程,而是確確實實它應該成為思考本身——這類思考本身需要成為20世紀政治過程中的一個部分,成為它的能動的部分。這也是文化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表現。

      第二個方面是新的主體鍛造的過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事實上指出了文化的問題僅僅通過文化的方式來解決將會非常困難。為什么五四新文化運動會在30年代之后發生一個變化?變化的內在機制究竟是什么?另外,這種新的主體鍛造的主體裝置過程需要在一個綜合性的政治進程中間進行競爭,那么,“人民戰爭”的進程中,還有沒有其他的政治精神?這我覺得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最后一個關于“人民戰爭”的聯想是,我們如何看待當代問題。主體鍛造的進程仍然在部分時刻存在,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比如說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今年全球疫情的情勢。這里面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在這些重大的危機性沖擊事件中,主體的鍛造是一種重要的錘煉。若回歸常態,這類錘煉是否可能轉化出一種日常的運作機制?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就處于和平狀態,如果毛澤東是通過將文化問題置于綜合性的政治過程來考慮從而超越了青年時代的自己,那么在當下,在主體鍛造的過程中,文化教育是否也需要有一個類似的超越?

      三、“人民戰爭”的歷史面向與現實意義

      汪暉:謝謝三位老師提出的問題,我也做了一點筆記,但是這些問題不是那么容易馬上就能給出清晰回答的。

      首先是梁展老師的問題。先回應一下他講到的劉師培,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劉師培在1908年的文章中討論無政府革命和農民問題,這和之后李放春老師提的問題有一定的關系。我覺得梁展老師說得非常對。中國革命中,很可能劉師培是最早的人之一,提出了中國人民是以農民占多數的,中國政府的財政以地租為大宗,所以當時他說要進行無政府革命,就一定要從農民革命開始。而且他說所謂農民革命者既抗諸稅法,反對政府及田主,所以后面他說財產的共有,“必以土地共有為始基,而土地則以田畝為大宗”。所以如果農民實行土地共有,一切財產均可以為共產制。本來這里頭已經包含一些非常特殊的因素,因為他在農民身上看到了通常被遮蔽的團結力和抵抗潛力,而且是跟共產主義財產制度之間的可能的聯系,這確實是有很重要的預見性。但是,劉師培對農民革命的看法是從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的角度展開的,實際上他是把歐洲工業社會階級關系的分析方法移用于農業社會,分析人口、國家、財政和財產所有權。他一方面是很正確地指明農民革命的潛力,但另外一方面又誤以為這種潛力可以從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中自發地,或者相對自然地產生出來。1928年以后,中國革命雖然挪用了歐洲的階級分析方法,但強調的是農民作為一個革命力量的政治形成,所以革命黨并沒有以實行土地共有為途徑,反而是以“耕者有其田”相號召,讓貧苦農民從農業無產者轉化為土地所有者,也就是通過分田來產生政治動員,進而在“人民戰爭”中促成,在土地改革中成為小資產者的廣闊的階層,在政治上實現無產階級化。換句話說,農民階級的經濟地位和革命的政治意識之間有一個張力,這個張力也就產生了政治性的無產階級形成的一個獨特的景觀,這跟歐洲的幾乎所有革命者所理解的是非常不同的。

      我覺得這是我要提到的一點,也就是跟剛才說的“人民戰爭”作為政治過程,對于形成新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主體性,它扮演的角色,它不能一般地從社會經濟結構當中自然地推演出來,而需要政治化,這也是政治化為什么在20世紀高度的政治進展中如此的重要的原因。我們需要理解“人民戰爭”,如果用毛澤東引用克勞塞維茨的話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是更為根本的,政治在地域上,盡管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但是他仍然是以政治作為它的基礎的。反過來我說“總體戰”,政治只是戰爭的延伸,所以它是服從于戰爭的。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戰爭只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政治也就等同于只有一種主權之間的政治,這跟人民戰爭的邏輯是非常不同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梁展老師提到對越自衛反擊戰,這個我沒有系統的研究,雖然在幾處提到過。但我想有幾個脈絡是可以幫助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脈絡就是“人民戰爭”和國際聯盟戰爭之間的關系,這是我在朝鮮戰爭那篇文章當中已經分析過的?!叭嗣駪馉帯币话闶橇⒆阌谕恋氐?,跟你自己的人民密切相關,但戰爭如果發展到了別的區域,不在你的國土當中,不跟你的人民直接發生關聯的時候,它的含義會發生變化。那么,一方面“人民戰爭”的各種要素被組織在戰爭形式當中,但另外一方面,它已經服從于一個更廣闊的國際聯盟關系。這是當時在朝鮮戰爭的文章當中提到的。

      在那篇文章當中我還提到過一個因素,我先簡要的說,因為這跟李放春老師剛才提的問題有關系??姑涝瘧馉巹訂T開始以后,毛澤東專門給天津的工商界寫了一封信。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過,當時全國各地各個社會階層,都在提出新的動員,并且支持這場抗美援朝戰爭,但是毛澤東沒有簡單地去給學生回信,或者給別的工人階級回信,恰恰是給工商界回信,這跟他理解民族資產階級在國家當中的位置有重要的關聯,這是他首先需要考慮團結的對象,在經濟上、政治上都需要團結的對象。

      第二,對越自衛反擊戰可以放在中蘇關系變化的脈絡中來思考。安德森講這個問題的時候,將東南亞戰爭包括越柬戰爭,都解釋為民族主義戰爭,也就是說,過去的社會主義運動沒有能夠解決民族主義的問題。但是另外一方面,實際上在1960年代,比如說1969年,中蘇之間就已經出現了邊界戰爭,而邊界戰爭的溯源,從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已經首先出現在兩黨之間,以后逐漸發展,從秘密的辯論變成公開的辯論,到最后從政黨的發展為國家間的邊界戰爭,它在形態上確實是國家間的戰爭。但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問題,20世紀這樣的一種國家關系到底是放在民族國家間還是政黨國家間?也就是說,戰爭背后的政治和政治價值,以及國際共運自身的分裂,和以國家間戰爭的形式出現的沖突之間到底構成什么樣的關系?當然這種關系還須放在全球的地緣政治當中來加以解釋,以后如果有機會,我希望有更成熟的看法來回答。

      第三個問題,李放春老師特別提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位置問題,尤其是他特別提到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這樣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個人覺得毛澤東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因為1956年,也正是蘇共二十大之后,毛澤東做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以及后來公開發表的《論十大關系》。這一年的4月和12月,《人民日報》在他的主持之下發表了兩篇社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我在論十月革命的文章當中實際上提到過,我覺得這是有直接的、密切的關系的。毛澤東在批評斯大林的時候,講肅反的擴大化,忽視農民利益,以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錯誤等,一是說他主觀性、片面性,脫離實際狀況,脫離群眾的問題。毛澤東在他引述1943年中共關于黨的領導方法的決定時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諸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無限地循環。他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所以他對蘇聯,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的第一條,就是關于群眾的問題、黨和群眾的關系問題、領導和群眾的關系問題。從這個角度說,他也總結了1927年到1936年,這個時期紅色根據地肅反擴大化背后的問題。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是關于革命主體的問題。這跟李放春老師提到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有密切的關系,他認為斯大林另外一個錯誤就是將中間勢力作為革命的主要打擊對象。所以他在分析蘇聯問題的時候,恰恰就是在訴諸“人民戰爭”中將人民和群眾這兩個方面結合為一個范疇的政治形成過程。毛澤東說過這么一段話,我覺得很值得推敲:在某種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可以是正確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都是正確的。按照我們的經驗,革命主要打擊方向應該放在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使他孤立,而對中間勢力則應該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應該力求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他從中立的地位轉變過來,使他和我們成立聯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發展。所以他強調了之前的整個政治的,包括中共自己在歷史上犯的這些錯誤(極右的和極左的)。他強調在抗日戰爭的人民戰爭當中有幾個主要方針:第一個是發展進步勢力,第二個是爭取中間勢力,第三個是孤立頑固勢力。其中進步勢力就是指共產黨領導的,可能影響的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力量,中間勢力其實最主要的就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而頑固勢力,當時來說就是消極抗日的、積極反共的、買辦的等等?!叭嗣駪馉帯钡幕镜睦砟?,核心的哲學性的表述其實就是矛盾論和實踐論。也就是說在關于中間勢力或者民族資產階級這些問題上,毛澤東的基本理念里面包含了一個階級,它不只是一個固定的被財產權所界定的社會范疇,同時也還是一個可以轉化的政治范疇。在這個意義上去理解“人民戰爭”和政治,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這個問題放在人民群眾當中,我覺得可能更加地有啟發性。

      跟這個問題直接有關的一個問題,是剛才羅崗老師提到的關于人民群眾的話題,也是剛才張翔老師提到的,等到社會條件變化之后它的變遷,比如社會主義時期并沒有戰爭,但這些狀態是怎樣的呢?我覺得在社會出現重大的事件時,某一種“人民戰爭”的要素就會被動員起來。動員的過程一方面是重新溝通政黨和社會之間、人民之間的關系。第二個是打破在國家框架下它已經形成的官僚制所帶來的固化的一些關系,因為社會動員過程會自然地使得這些部分發生松動。中國的革命和改革過程當中,事實上不斷地出現這種動員的模式。我覺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過去的政治經驗,在今天是有啟發性和意義的。

      最后一個問題,張翔老師提到的自我認識和文化教育的問題。自我認知這個問題是放在實踐的關系當中,也就是辨別不同的社會力量,形成所謂的敵我友等等的過程中,才能形成新的自我認知。所以我過去引用毛澤東的論述,比如他說誰是我們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一般來說大家會把重心指向敵人和朋友,但是事實上關鍵的問題是通過這個關系,它形成的是新的自我認知,也就是關于誰是我們這樣的一個獨特的論述。這就是剛才我覺得包括放春提到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統一戰線當中,逐漸形成的不斷擴大和不斷壯大的我們的自我認知。這個自我認知需要在具體的社會實踐當中,具體的社會關系當中,確認你的最低目標和最高目標的過程中,才能形成持續發展和壯大的關于自我的認知和我們的形成這樣的一個關系問題。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教育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和平時期,其實在“人民戰爭”時期就已經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一個特別值得探索的問題。這是長期的探索,迄今為止并沒有一個已經完成的、非常好的簡單模式,其中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其他的教訓。這個問題如果要講起來,恐怕會非常復雜,我也希望有機會再和大家一起來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

      (本文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第三屆年會暨“人民:概念與歷史”學術研討會主題討論的發言之一。)


      本文編輯:陳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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